马世晓 书法
去年5月，马世晓先生邀我同游他的故乡滕州和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徐州，其间告我，他将于今年初往台湾展览书法作品，嘱我为此展写一评论文字，屆时并同往台湾。先生拟携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杭州西湖美术馆等处展览过的一些作品过海交流，同时，还要将近期于书艺研寻之心得付诸新作。总之，先生希望自己多年来于书法艺术沉潜之收获，能有较充分之展示，以与海东同道切磋。分手后，先生即着手准备，我亦思虑怎样写这篇评论文字。到10月再行联系时，遽闻先生罹患4年之肺癌细胞转移。先生疾笃，恐台湾展事难以进行了。但先生在电话中又说：赴台展览是他的愿想，他现在一边抓紧治疗，同时将提前往台湾，与何创时基金会同仁见面，商量展览细节。先生之语气心情似乎对癌症的发展，并未十分挂心，他感觉自己的台湾展事依然可以实现。未料，嗣后数月间，先生病势渐亟，终于今年1月29日逝世。我在前往杭州参加告别仪式时，又得先生夫人马亚桢女士告：她要实现先生遗愿，携带先生书法遗作往台湾展览，评论文字仍然希望我完成。我拜识马世晓先生十余年间，写作出版了《草之韵——马世晓传论》，对先生书法艺术在当代中国草书园苑之状态及历史作用有所撷述。如今，先生仙游，面遗墨而忆謦颏，更觉受托之重，临表挥泣，恍不知所云耳！
马世晓先生出身于山东滕州一世代耕读之家，少年时期曾得传统文化熏陶，诗文、书画、音乐、运动，均濡染成习,颇有类于孔子“六艺”之教。以后，在坎坷生涯里，艺文心性挫折难展，当得到基本安定之生活环境后，思量一生志业归宿，便选定书法，于书法中又以性情所钟，专意草书。先生定居之杭州，被蔡孑民先生早年选定为我国艺术之都，青山久染英气，明湖长氤奇情，先生于茲求道积学，尝问艺于沙孟海、余任天、陆维钊、陆俨少诸翰墨渊薮，又以往来江浙之勤，立雪金陵林散之先生之门，早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即在中国书坛崭露头角。先生又在其任教之浙江农业大学（后回归浙江大学）开创非专业艺术院校书法教育之先路。讲学之间，复思考书法艺术尤其草书之来程去路，于书艺每寝馈于张芝、二王、怀素诸贤，于书理则多习染于孙过庭、张怀瓘，刘熙载诸哲。口沫手砥，渐入佳境；至老不休，终成大观，此即先生自谓于书法艺术之“沉潜”生涯。
“书法热”在当代中国持续数十年，书法洵可谓“显学”，但马世晓先生在此“乱花渐欲迷人眼”阵仗中之表现，卻具有持久之艺术创造热情与清醒之学术冷靜。先生艺术成就之取得，固来自天赋勤奋，亦因其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脉络之敏悟沉潜。先生在草书尤其大草方面之造诣，实际上回答了中国书法于当代遭遇之最主要学术命题，即帖学与碑学之关系，美术化与书法文人传统之关系。熟悉马世晓先生或者阅读过《马世晓传论》的读者，对先生一贯坚持“帖学”为中国书法正脉之申说必耳熟能详，但参观马先生作品，特别是先生北京展览及以后之杭州展览作品，则不难发现，先生那些笔意浑厚、气势恢宏的大幅草书，在传统“帖学”经典里是难以寻觅的，于碑派书法更难见端详。在这里，用“碑帖融合”为说已经难以诠释，而必须对中国书法之美学特质及历史流变仔细研寻方可得其奧要。先生在多次演讲和文章里强调“用笔为核心”，但人们发现他以“飘逸”为主要特色之风格和“橫向取势”之结构方法，实则于章法方面更多创造。比较马世晓先生之创作及理念，无疑，创作甚至超越了理念，而实践和理念依然统一在逻辑规范里。近代以来，因“西学东渐”及“集体审美疲倦”等社会文化原因，给中国文化其中一隅之书法艺术带来诸多悖论，以“碑”代“帖”与以“美术化”、“形式构成”改造书法內涵，既有外在社会原因，也有中国文化学术发展至当代必然出现之“內在理路”（此观念由余英时先生在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阐述最显豁）。由于实践贫弱与理论迷失，这些带有颇多复杂因素的问题竟至裹缠不清，造成越来越多困惑。马世晓先生之坚持“帖学”，是出于对书法以用笔为核心之根本知见，而在发扬“帖学”潇洒飘逸之“韵高千古”特色之际，他又探究王羲之为何“力屈万夫”，意欲在书卷气之中得劲健遒情，浑茫壮慨；这样，先生就在反复研寻、深入沉潜中将秀美与壮美之对应风格融汇于自家大草。先生之成功，还在于他充分注意并理解书法艺术之时代环境，因应变化而不固守成墨，独出蹊径而非乖戾变态。他对“形式构成”这样纯然美术化的因素充分运用，而又十分注意笔墨章法与文字内容之情绪融合；他不回避在以展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当代书法艺术展示中“视觉刺激”的作用，但总是在视觉媒介中体现有丰富美感內涵的精神愉悅。先生之作品面貌，突破了困扰中国书坛多年之“帖学”与“碑学”局囿纠缠，而直接达于书法艺术之美学底蕴与创造极致，使观者得翰墨风华之饕餮，与书界起学术研寻之反响。韩玉涛先生在参观马世晓先生北京展览后感慨言之：“汉唐气象又回来了！”他说：“草书是什么呢？我以为草书是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是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就是中国体系。所以草书可不是雕虫小技，她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邱振中先生则评价说：“从整个书法史来说的话，草书这么重要，但是真正对草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我认为一共有6个人：王羲之，张旭，怀素，黃庭坚，王铎，林散之。这个时代，在草书中，假如我们说有希望成为这其中的第7人，或者说能把草书再往前推动一步的，我想马世晓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人了，这就是我的认识。”胡传海先生在北京参观马世晓书法展览后，于兴奋震撼中表示马先生的作品改变了他以往对“帖学”的认识。时过7年，胡传海先生再次阐述对马世晓草书的看法，认为它的完美程度达到了时代高峰，可以作为当代草书的代表。这些意见，马世晓先生生前都看到了，他受到鼓舞，但他沒有沾沾自喜顾盼自雄。即使在缠绵病榻，行将不起之际，他依然在思考中国书法艺术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依然希望自己的书法艺术更进一步。
在中国当代书坛，马世晓先生是最不忌讳张扬书法“技术”因素之一人，他坚持认为：书法艺术只有从“技术”、“技法”这样“形而下”的严格训练里才可能逐渐达于“风神”、“风格”这样“形而上”的状态，而且这样的发展状态并非可以截然划分，而存在于学书者的终生习练和反复融汇。身心处于永无休歇之艺术求索，先生就和很多因为各种原因在书坛取得一时声名者逐渐在书艺面貌上拉开了距离。直到生命最后时期，他还在向“精熟”这个颇多技术內涵的目标“沉潜”。多年来中国书法之发展状态证明：简单化的文化标签无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域，有其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之严格规范，并非自以为具有“文化身份”者可以不下毕生功夫即可“一超直入如来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书法艺术之血肉关系发生迷惑倦怠，希望以外来艺术形式之简单外壳取代中国书法艺术之复杂內涵，试图将当代书法与传统书法进行人为切割，亦必使书法艺术走上歧途。从马世晓先生以毕生精勤实践之书法艺术道路和成功范例为观照，书法艺术及学术之健康发展，不应该画地为牢，固执局囿，或蹈虛鹜空，炫奇失范，落入理论与实践脫节，观念与行为打架之怪圈，而应从文化发展之基本规律与艺术创造之真实体验出发，在潜研中寻求创造升华。
此番前往台湾展出之作品，都经过马世晓先生生前斟酌选择，是先生生命最后年华在虛靜环境里的潜心之作。先生患病之后，环境与体力都不允许他再书擘窠，但一生之艺术积累和创作欲望使他不能自已，他于斗室之內所书的一些作品，在技法气韵方面之浑融，于心绪节奏方面之恬淡，较以前作品，又有可喜变化。先生生前，对自己这批作品亦甚爱重。这些作品，在大陆还未曾展出过，首次渡海往台湾展览，既是先生遗愿之实现，也饱含着马夫人亚桢女士在极度痛苦里为实现先生遗愿付出之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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