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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家赏析:书圣王羲之

发布日期:2015-07-30


【生平简介】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书法欣赏】

《兰亭序》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世人也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

兰亭序真迹被埋入太宗的昭陵后就再没人见过了,但是唐太宗曾命当时的几位大书法家临摹过,其临本全部传世:

1、虞世南临本,纵24.8cm,横75.5cm,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2、褚遂良临本,纵24cm,横88.5cm,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3、冯承素摩本,纵24.5cm,横69.9cm,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4、褚遂良临绢本,纵约24.7cm,横约74cm,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5、定武兰亭序——柯九思本,纵27.4cm,横约66.3cm,藏于台北宫宫博物院

6、定武兰亭序——吴炳本,纵26cm,横66.5cm,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


王羲之 丧乱帖(日本皇室藏) 


王羲之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日本皇室藏)


王羲之 兰亭序神龙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视频赏析】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作品拍卖价格】
    王羲之草书《平安帖》2010年在嘉德拍卖成交价3亿800万

【后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