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强与其祖父王己迁先生合影
王己千，本名王季迁，1907年出生于苏州东山，2003年去世，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画收藏大家。
王己千先生少年随苏州名画家顾麟士习画，后又被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收为弟子。1935年应邀出任伦敦中国艺术国家展览会筹备委员会顾问，得以精研故宫博物院全部书画。1947年赴美考察各大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之后定居美国，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
王己千先生重要的贡献是在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绘画艺术。他通过收藏的出让、转卖、鉴定等厘清外流的中国绘画的真伪、定位、定价，他亲自参与筹建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中国字画的拍卖，确立了中国绘画的价位体系。他向西方人开启了一扇门，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绘画的崇拜、兴趣和进一步研究的热情。
如今，王己千先生的孙子王义强先生成为了他的继任者，继续着中国书画的推广。
两次遍览故宫博物院藏画
苏周刊：您祖父王己千先生是吴湖帆的“开山门”大弟子？
王义强：祖父自幼爱好书画，一开始就跟随他的表舅顾麟士学画习字，得以饱览过云楼的珍藏。那时候他时常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裱画店，在裱画店里，他对吴湖帆先生的作品情有独钟，后经家中亲戚介绍，吴湖帆先生终为他的真诚态度所感动，答应收他为弟子。祖父说：吴先生认为他的笔路和先生有几分相近，加之亲戚关系，破例收他为弟子，那时吴先生还没收过学生。后来祖父到上海读书，在读书空余时还经常住到吴先生家里，有了更多耳濡目染的学画机会。难得的是吴家斜对面是上海最大古董商孙伯渊先生的店铺，经常有些“吃不准”的东西拿来让吴先生鉴定，那时吴先生与上海一些著名的私人藏家庞元济等人交往甚密，常常相互展示藏品交流鉴赏观点，这些交往的机会都让祖父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宝贵的鉴赏经验。
苏周刊：事实上，吴湖帆先生对您祖父在收藏鉴定方面起了引荐帮助的作用。
王义强：有两次比较关键性的事件，通过吴先生的推荐，我祖父参与其中。一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书画“南迁”，到上海后要进行核对、收归。初次接触这么丰富的藏品，不仅让祖父，也让参与其事的著名画家、收藏家们开阔了眼界。还有一次是1935年，故宫博物院准备去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古画第一次在海外展出，所以当时成立了评选审核小组，成员都是大名鼎鼎的画家、藏家，像庞莱臣、吴湖帆、叶恭绰、张珩、赵叔孺等，当时祖父未满30岁，也被受聘为艺术顾问。他用了数月的时间，浏览了7000多幅古书画，这使他的赏鉴能力大有进步。但他们也同时发现，在审核这7000多件藏品的过程中，结果竟有5000多件书画有争议。到底有没有较为客观正确的什么规则呢？祖父萌生了编辑印谱的想法。刚巧上海德国领事夫人孔达女士来华，向吴湖帆先生提出，能不能以科学方法处理中国书画的鉴定，吴先生推荐了祖父，于是祖父与她合作拍摄了大量的中国绘画印章。他们不仅摄制了故宫博物院核审中的书画，还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藏家中的藏品加以采集，历时三年，终告完成。1940年，两人合著的《明清画家印鉴》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明清画家作品鉴定方法的专著，至今仍为研究中国书画的重要参考书籍。
后半辈子，
用中国古画串起了两个世界
苏周刊：1947年，王己千先生去了美国，之后一直在那定居，是什么原因？
王义强：祖父在上海的住所离刘海粟不远，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西方绘画，特别是19世纪印象派的绘画，在求知欲的驱使和刘海粟先生的鼓动下，他1947年去了美国，那一年他40岁。他到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美国博物馆的藏画，从旧金山一直看到纽约，把博物馆里的中国艺术品都看了个遍。与此同时，也看到了许多流失在美国的重要中国书画作品，深感遗憾，并立志要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收集起来。他在1949年回到了上海，将我的祖母与两个最需要照顾的小女儿带去美国，留下了读大学的大女儿与唯一的儿子照顾自己的母亲。虽然当时国内的局势有不稳定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收集他深爱的传统书画，促使他暂留在了美国。
苏周刊：于是，王老先生用后半辈子，以中国古画串起了两个世界，成为将中国书画介绍给西方的重要人物。西方评论他的贡献是“他的鉴赏能力和他收藏的一大批文雅、优美的画，给西方人开启了一扇门，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魔力，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古画的崇拜、兴趣和进一步研究的热情”。您认为呢？
王义强：事实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非常喜欢中国古代书画，他们也曾花钱购买一些收藏品，但更多的是为了装饰房间。但由于中国古书画的真伪难题，使得很多人们望而却步。近百年来，大量的艺术赝品始终充斥着市场，也使得书画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祖父在抵达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看遍了古书画藏品。去美国之后，又把美国、日本、台湾地区等地几乎所有的公私藏画都看了个遍，他也曾数次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鉴画，所以他深知赝品问题的严重性。为使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代表我们传统文化的艺术精品，他不仅无偿地将家族藏品展示在公众与大学学生面前，也多年义务为西方博物馆与藏家提供长期的顾问工作。
苏周刊：所以,他逐渐成为称雄西方世界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那时候在美国市面上的中国古画多吗？
王义强：很多。二战后大量私人收藏流散于海外，但真真假假，懂的人很少，价格非常低，但也没有什么人买。家族的收藏那个时期也丰富起来，但只可惜当时家中的钱太少，祖父母还经常为生活费所担忧。
苏周刊：看到这么多老祖宗的东西流落海外，靠一己之力有无奈的时候吗？
王义强：非常无奈。如果他那时有足够的财力，他真可以把宋元的书画都收到手。但因为没有，像书法之类的古代作品从他手边流掉了不少，这也包括溥仪带出去的故宫部分珍品。
苏周刊：不是好多华人也去了美国，这么便宜，他们也不收藏点吗？
王义强：很少。也因为早期的华人在国外谋生相当艰苦。一般华人还是喜欢买珠宝、黄金、房产、股票等。因为书画的回报相当低，当时并不是投资方面的好产品。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文化遗产自己不去重视，是件悲哀的事情！祖父一代的老前辈们，像吴湖帆先生、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等，他们都是爱画之人，他们生活简朴，可以不要房产去买画。
苏周刊：您祖父有过卖房买画的经历吗？
王义强：有，比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蒙《青卞隐居图》。1947年在上海，狄平子肯出让王蒙的这幅画，开价五万美金，我祖父回到上海把房子卖了，拿着钱到北京去买，可惜晚了一步，画已被易手。
苏周刊：那当时美国人也不收藏一些吗？
王义强：主要还是文化上的差异，不了解，且怕买到赝品，那时好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书画也有不少假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对书画的真伪关系也还没搞清楚，这也促使祖父迫切需要向世人推荐真正的中国画。一个文化沉淀下来的艺术珍品能够展示出来非常重要，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智慧、素质与审美标准。
董源的《溪岸图》争论了三十年，
推介中国书画很是艰难
苏周刊：1982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成立了中国书画部，您祖父亲自参与了筹建中国字画的拍卖，从而使中国艺术品，特别是绘画的价位体系得到了确立？
王义强：是的，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1744年就成立了，多少年了，根本就没有中国画拍卖的市场，1982年之前，所有亚洲国家的各类东西打包作为亚洲综合艺术品一起拍，1982年在我祖父的推荐下才分专科类拍卖，成立了中国书画部。在此之后，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也跟进了，从此逐步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书画市场。
苏周刊：当时拍卖中国书画的行情如何？
王义强：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时的图录，我记得文徵明的画8000美金一幅，唐伯虎的7000到12000美金，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位，现在最低档的丰田车那时就可以买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画了，真是好便宜，而且一般人还不愿意去买，其原因有二个，一是真伪难辨，二是投资回报效益不高。
苏周刊：之后情形有所好转吗？
王义强：起起落落。我1997年2月份进入苏富比，在1995年之前，苏富比中国书画已经停拍了近七年，没人买。当时市场上也的确没有好东西，赝品太多。怎么办呢？我就把家里的藏品拿出来，凑了30多件拍品，拍掉一半，而且都在估价之内，非常可怜。我记得一幅唐伯虎具有注录的手卷，曾是图录的封面，只拍了23万美金。那画今天拿出来拍的话，少说也要上千万人民币。当时还不是中国人买的，买家是一位意大利人，很可怜。那时刘海粟、吴湖帆的作品只有几千美元一幅，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一般的作品都不收，谢稚柳、程十发、李苦禅的作品更无法上拍，因为价值太低，无法维持图录出版费用。
苏周刊：那是因为不知道去拍卖会上收藏中国画，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王义强：文物市场太混乱。我们这行业有个特点，一般情况下，懂艺术品的人没钱，有钱的人不懂。并且各类“专家”太多，鱼目混珠，多数为谋私利。许多热心的收藏者因难于分辨真伪，最后退出市场。此现象至今仍然如此。
苏周刊：您祖父一心想把中国书画推向世界，如此看来，也不是太成功？
王义强：应该说推得很辛苦。我祖父以王氏家族的名誉先后数次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转让或捐赠中国古代书画。第一次是1972年向大都会博物馆转让了25件藏品，那一批全都是好东西。但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发表文章说部分是赝品，当时祖父非常生气，跟大都会讲明了愿意把钱退回，把画还回来。大都会博物馆并没认可记者的观点，如果真还回来倒好了。第二次是1997年，又是以家族的名誉把12件藏品半捐半卖的方式赠给大都会博物馆。随即引起一场真伪之争，其中有一幅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这幅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争议的主要对手是高居翰，他曾是我祖父的学生，后来到加州大学任教，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应该在当时也算是美国西部中国书画的权威，连他也说那画是张大千伪造的。此争论差不多持续进行了三十年。我祖父始终维持着他那从笔墨角度确定书画真伪的观点，加上大都会博物馆用高科技手段的佐证，使鉴赏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承认此为董源最重要的真迹，从而使这幅中国国宝级文物，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特别专设的《王己千家族陈列馆》的镇馆之宝。你可以想像，高居翰也算是个权威专家，在看画上跟祖父也有很大的分歧，可见中国书画有多么复杂。
说起这幅画还有一段故事。这幅画最早是徐悲鸿收藏的，张大千用四幅画跟徐换的，祖父数次向张大千提出购买此画的意愿，均遭婉拒。最终用12幅名画与张交换而来，他说这是他“平生个人最得意之收藏”。他把自己的居所称为“溪岸草堂”，我们家客厅里仍挂着《溪岸图》原尺寸大小的复制品，可见他对这幅画的喜爱。他把它视为中国艺术品中的蒙娜丽莎，他常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它”。
王氏家族中还有一幅是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此画原为一犹太古董商待价而沽，但许久无人问津，犹太人对此画的实际价值失去了信心，拿来跟祖父换了六幅画。事后得知此画为真迹，后悔不已，想再跟他索回，两人因此对簿公堂，官司打了两三年，最后判祖父胜诉。
苏周刊：现在拍卖会上超过百万美元的中国画每年都有，看来情况已大为改观？
王义强：1998年苏富比拍卖转到香港，2000年以后，中国人开始关注，情形就大变了。所以拍卖行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所谓外国人喜欢，这种喜欢就像我们买西方家具一样，只是作为装饰，谈不上热爱，你自己民族的好东西不去热爱，让别人去买，那是非常有限的。像欧洲印象派画作拍卖的价格非常高，那也主要是西方人自己在买，他们懂得欣赏与珍惜自己的好东西。所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只有靠自己去推崇。
联手拍得郭熙的《秋山行旅图》
苏周刊：王老先生是西方世界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产生了“王己千效应”，拍卖会上只要他举牌，拍者就会蜂拥而上，认为物有所值？
王义强：效应是因为祖父在收藏界的声望，但效应的产生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好多人不懂真伪，想投资书画。如果祖父举牌，至少假不了。至于他们是否真的喜欢这幅画，已不重要了。
苏周刊：别人如果跟你们叫劲，使价格一路飙升，是否会使你们失去了好多得到好画的机会？
王义强：祖父买画常用“捡漏”的心态，他一定会有心理价位，超出一定的范围内，他可能就不要了，但这不包括宋元绘画。如像宋代宫廷画家郭熙的《秋山行旅图》，他是不会放弃的。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佳士得拍卖期间，祖父见到这画激动不已，寝食难安，最终决定拿出全部积蓄竞投这件作品。当时我在后面电话竞拍，祖父在现场。当天5位买家参与争夺，价格从起拍的7万美元一直飙升到100万美元，这时，两家美国博物馆退出，一位台湾买家继续追逐到134万美元才肯罢手，其他买家看此情景，最终也放弃竞投，最终此画我们以164万美元成交。当时正巧是苏富比开始放弃在纽约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
祖父是老一代
让人敬佩的、非常朴实的文人
苏周刊：跟着您祖父在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的书画收藏行业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义强：就像跟着老师在一起，学会了很多，你可以马上知道书画行业是怎么回事，在这里，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位老人做引导者。
苏周刊：在您的眼里，您祖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王义强：是让人敬佩的、非常朴实的老一代文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衣食住行，很低调。我祖父一生节俭，他的衣服长年就那么三四套，吃饭也很简单，早上时常就一碗米粥，晚上就吃碗面。他可以不买衣服，可以不买车，可以把房子卖掉，可以放弃一切可以享受的东西去买他们喜欢的艺术藏品，他们过的是一种真正有情趣的文人生活。我们现在很多人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很难理解他们的做派，当然也很难去学他们的做法。中国绘画不仅画的是欣赏问题，它还包涵着一些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购买与收藏在一定程度是在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的人们更多追求投资回报，但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
对中国古代书画
真正了解的人还是不多
苏周刊：您继承了您祖父的衣钵，搞了这么多年的收藏和拍卖，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义强：中国古代书画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是许多人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在我入行学画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并没有吸引到我，我那时非常喜欢印象派油画，拚命去学印象派，但之后再转过头来看中国画，我恍然大悟。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任何一件一眼能看透的艺术品都不为好作品。中国古代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和载体。比如说元代的倪瓒，以前我们都看不懂，黑白的画到底好在哪？当你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他的作品在绘画理论上已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把道、儒、释等综合在一起了，没有浮华，没有炫耀，没有夸张，他代表着一种纯正雅致的、真诚朴实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标准。
苏周刊：现在拍卖动辄几亿元是否体现了中国画的价值了？
王义强：没有，我一直认为中国艺术品的价值是太低了。纽约苏富比拍卖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拍到一亿美金。而中国最好的绘画，也达不到那个价位。
苏周刊：那照您这么来说，中国画的升值空间还很大？
王义强：是的。
苏周刊：那也需要有愿意了解和收藏中国画的群体才行呀？
王义强：现在收藏的人很多，我周围有钱的人不少，几亿元对他们来讲很简单，不是他花不起这个钱，而是他们没有衡量好坏真假的尺度。
苏周刊：为什么？
王义强：一方面书画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难以了解，比如说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北京拍卖时拍了几千万元人民币，这是件国宝级的画作，可以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同样，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拍到两亿多元，但它可以做镇馆之宝吗？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在文化价值上讲，一幅宋元画要比李可染的画重要很多。虽然文化的产物是多元化的，我们本不应该做过度对比，但在此只希望能够在文化角度上提出一点观点。
苏周刊：能看懂古画的人还是不多吗？
王义强：发展速度很慢，但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很好了。
苏周刊：那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呢？
王义强：等大家都懂了，或许这些好东西已经都进博物馆了。
苏周刊：这是不是全世界一个通病，比如说毕加索的那张画就卖到了1亿多美金，它可能并不比西方古代绘画有多高的价值？
王义强：是这样的。
苏周刊：他们在花大价钱购买之前肯定也会咨询专家吧？
王义强：这取决于买家的偏好与选择吧。
做文化产业不是钱的问题，
是一个概念、观念的问题
苏周刊：您现在正在准备筹建您祖父的故居纪念馆？
王义强：希望在我们家的老宅里。那是1935年祖父自己设计建造的，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风貌，只要稍加整修，就可以了。
苏周刊：您对家乡苏州想做点什么呢？
王义强：我对家乡的感情很深，自12岁开始就喜欢上了苏州。我在市一中还读过两年书。苏州的文化底蕴太深，在文化产业方面，苏州的基础太好了，可发掘的空间很大。说实话，我做书画收藏一定程度上是依靠着家庭的背景，苏州要做文化产业就得靠苏州古城这块牌子。博物馆是最能体现城市文化的地方了，一定要让孩子们多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有可能，建一个综合性的学院，再一个就是博物馆，两者能结合起来最为理想，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恢复起来，就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恢复中国书画的的方式是一样的。民族的东西只有本民族的人更了解。其实把这些产业做好了，其综合回报率并不低于开发区。关键看你怎么做。
苏周刊：我们的政府是很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
王义强：很多人看政府是否重视，以政府出不出钱为衡量的标准。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政府直接出钱的，而是需要政府的引导。找有钱的人去做文化产业未必能做成功，真正做文化产业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去年恢复了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纽约佳士得今秋也正式跟进。这并不表明我们的传统绘画被世界大众认可了，而是中国人自己重视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已占到市场的80%以上，这是促使这个市场恢复的主要因素。1998年，我在纽约苏富比最后一次拍卖会采访时说过，这块文化的崛起必须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来推动，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并为丰富世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自己都不懂得认可自己的东西，靠别人来承认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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