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通与周边苏州、扬州等城市相比，书坛一直比较沉寂冷清。张謇本身即为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于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画收藏均有很深造诣，因此他对南通书法的发展颇为关注和用心。他成立书法社团组织、优化交流环境；加强书法教育，培养书法人才；促进书法文化传播，营造书法文化景观。张謇对书法有着深刻的理解，非常看重书法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他一方面注重书法的经济价值，将书法作为其慈善公益事业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注重书法“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作用，注重书法在教育中对人品、修养的提升作用，注重书法“改良社会”的实用功能。在其推动下，近代南通书法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一直延续至今。
清末民初，张謇兴实业办教育，推行地方自治，将南通建成“全国模范县”，推动了近代南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然而在对张謇的文化业绩进行研究时，不应忽视其对南通近代书法发展的影响及贡献。与周边苏州、扬州等城市相比，南通的书坛一直比较沉寂冷清。而在李方膺等人之后，清中晚期的南通书坛更是大师绝迹，日趋衰落。张謇本身即为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于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画收藏均有很深造诣，因此他对南通书法的发展颇为关注和用心。他在引进人才、优化环境、加强书法教育、促进书法传播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行为措施以促进南通书法的发展。在张謇的推动下，近代南通书法一改以往寂寥的状况，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开创了南通书法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设立机构，成立社团，优化书法学习交流环境
（一）张謇与南通金石书画会
民国初年，文人书家纷纷涌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成立书画社和协会，依托于群体组织进行发展，各大城市书画社团大量出现。这既是艺术交流需要，也是商业需要。如上海先后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上海书画会等，这些社团参加者大都为当时上海的主要书画名家，有严密的章程，不仅定期集会、交流艺术，也经办艺术品的买卖，为会员制定润格。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张謇首倡并出资成立南通金石书画会，张謇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俞吟秋、徐鋆、金泽荣等南通书家的响应。1924年3月2 日金石书画会在南通公园成立，张謇亲自书写会牌。并推俞吟秋为会长，书画会事务基本由俞吟秋主持。俞吟秋，通州平潮人。曾就读于南通师范，雅好书画，喜结名士，与张大千、吴湖帆等名士都有交往。为金石书画会的组建成立与运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金石书画会以“研究金石书画，发扬国粹，表征艺术”为主旨，设有陈列部、通讯部、编辑部、介绍部、营业部，组织非常完善。书画会成立后，仅几个月时间就有全国各省的280 多人要求入会。由于张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国内著名画家、书法家吴昌硕、王一亭、张謇、田桐、朱屺赡、徐悲鸿、钱化佛、金拱北、朱石其等，均是该会的会员”[1]25。1924 年6 月21 日至23 日在南通公园举办了书画会的第一次书画展览，汇聚会员的精心之作300 多件，蔡元培、王一亭等文化界名人皆有题词。展览盛况空前，影响力波及上海、扬州等周边城市。
书画会还编辑出版会刊《艺林》，为旬刊，1924年7 月7 日创刊，1926 年5 月1 日停刊，共出33 期，十六开本，每期四面。刊载了大量与书法相关的论述文章，如天民的《书画同源说》、周敬庵的《金石我见》、喻莘候的《草书自述》、顾昂千辑的《崇川金石志》、曹恕伯的《书分南北派》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论书诗。[1]25 大大活跃了南通的书法交流氛围，提升了南通书法的学术层次。1924 年书画会还出版了《中国名人金石书画集》四册，由上海合群社代印；1928年又出版《俞吟秋珍藏名人书画集》，汇集了陈三立、蔡元培、谭延闿等众多书画名家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为书法。由此可见金石书画会与各地书画名家的交往之广，亦可窥见书画会影响之大。
南通书法史上的书画团体寥寥无几，较有影响的仅有康熙年间的五山画社，书法氛围较为沉闷。金石书画会虽然存在仅有短短的几年，却大大促进了南通书法的交流发展，提升了南通书法在周边城市的地位，使当时南通的书法发展至巅峰状态，其影响之大在南通书法史上前所未有。
（二）张謇与翰墨林印书局
翰墨林印书局是张謇于1903 年创办的一家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对南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书局对南通书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南通书画界的交流；同时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了很多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如《狼山观音岩造像记》、《千龄观记》、《顾生母墓志》等，扩大了南通书法的传播范围与途径，为南通文人学子学习书法、书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南通书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另一方面，张謇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使他始终以极高的要求和规范来促进翰墨林的发展，对高端艺术人才的使用也极为重视。在张謇邀请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诸宗元、李苦李、金泽荣等人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为文人雅士书画交流的场所和平台。
翰墨林印书局初创时，“由于诸宗元交游广泛，与柳亚子、吴昌硕等人颇为熟识，张謇希望通过他在文化界的影响使书局得以发展”[2]196，张謇便邀请其来南通主持书局。诸宗元善书法，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涵芬楼珍本题签。他与吴昌硕交游密切，在《缶庐集》中，吴昌硕写给诸宗元的诗就有十余首，上海书画出版社曾出版《吴昌硕书札》25 通，即为吴昌硕写给诸宗元的信札。缶翁逝世后，诸宗元作《吴昌硕传》以怀念之。他曾引荐李苦李等人拜师吴门下，并将王个簃篆刻作品带给吴昌硕评点，为南通书坛对吴派书风的引入做出较大贡献。诸宗元主持书局时间不长，后被张謇聘至上海中国图书公司任职，便推荐其同乡好友李苦李来书局工作。李苦李在书局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近代南通书法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李苦李，名祯，在印书局先后工作25 年。在他的努力下，把草创的印书局办得有声有色，成为苏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苦李自幼受其父影响，酷爱书画篆刻。40 岁以后拜吴昌硕为师，刻苦治学，艺术风格上深受吴昌硕影响，以朴茂浑厚、古雅沉雄为长。虽然李苦李小吴昌硕33 岁，但二人的关系已远超一般师生之情。吴昌硕得知李苦李生活窘困的境遇后，曾邀他赴沪，为他谋求薪水高的职务。吴昌硕80 岁时还特为李苦李制订书画润格，云：“苦李老弟以事来沪，出示近作，绘事笔意卓绝，设色高雅，合乎古法。超以象外，是人之所最难能也。”[3]167 可见其对李苦李奖掖有加。
李苦李为人敦厚朴实，坦诚谦和，在其任职编辑之余喜与南通书家交流往来。他在书局工作时寓居翰墨林西园，西园便成了当地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当时在通的书家文人如诸宗元、陈师曾、郑孝胥、徐益修、金泽荣等经常相聚在西园一起谈书论艺，相互交流金石书画，形成以翰墨林为平台、李苦李为交往中心的一个书法交流群体。且其中诸宗元为吴昌硕之好友，李苦李、陈师曾又都师从吴昌硕，同样的风格取法及艺术精神使他们的交流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正是在翰墨林这个交流平台下，早年从海门来通的王个簃结识了诸宗元、李苦李，并师从李苦李，在其指教引领下走上金石书画之路。后李苦李将王个簃引荐给其师吴昌硕，使之成为“吴派”最优秀的传人之一，对吴派书法在南通的传承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张謇聘请在翰墨林工作的还有一位重要人士便是朝鲜学者金泽荣。金泽荣，著名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早在1882 年张謇作为吴长庆幕僚随军出征朝鲜时便与金泽荣相识，相交甚洽。1905 年金氏来中国投奔张謇，适逢翰墨林印书局初创，急需人才，张謇便安排其到书局做编校。金泽荣精于书法，尤擅行草。1924 年南通金石书画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名人金石书画》第一集中便收录其书法，可见其书法于当时已有名望。他与俞樾、梁启超、郑孝胥等很多书家都有交游，与南通书家如费范九、徐鋆、诸宗元、李苦李等也都结下了真挚情谊。他在南通的书法活动范围很广，为人书写对联、条屏、中堂、册页、碑文等，还参加博物苑的文物鉴定工作。他因生计所迫，曾一度鬻书，1920 年翰墨林印书局曾代其制订书例，刊于《南通报》。
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翰墨林印书局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近代出版业上，在促进近代南通书法的交流与传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三）张謇与南通博物苑
1905 年张謇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张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将博物苑作为学校教育的扩展延伸，使之变成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金石书画等人类文化遗物的集中保护和交流。张謇规划博物苑“搜集之部目三：曰天然、曰历史、曰美术。凡动植矿物皆天然之属，凡金石车服礼器皆历史之属，凡书画雕绣漆塑陶瓷皆美术之属”[4]278。其中名家书法真迹归于美术类，金石碑刻拓本则归于历史类。为了扩充馆藏量，张謇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多次发布启事。1908 年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历史部拟求官府寺庙唐宋元明之碑，旧家金石车服之器；美术部拟求老师先生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遗”[4]278。1915 年又发布《为博物苑征求本省金石拓本》，其中云：“十年以来，访焦山瘗鹤之铭，买荀爽狸骨之帖。更出个人之旧藏，益以朋好之馈遗，别其大凡，列于中馆。”[4]285 可见在馆藏文物的征集中，张謇非常注重对书法真迹、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为了做好典范作用，张謇将自己的收藏悉数捐到博物苑，“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据1914 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书画类登录101 件，其中张謇本人捐赠的就有71 件。[5]114 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曾写过“葆初带回之绣画一轴，三希堂帖一箱，属交博物苑”[4]666，叮嘱其将三希堂帖等转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鉴定考订的过程中，张謇邀请了在通的著名书家学者如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尤金镛和金泽荣等参加工作。
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收集保护了众多的书画珍品，同时也使得以前的私藏能够面向公众开放，使普通民众得以目睹为数甚多的书法碑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书法修养，促进了南通整体书法水准的提高。
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
1902 年张謇成立通州师范学校后，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书法教育，他曾在信札中说：“修身与国文为师范主要部分，修身隳败，国文浅陋，虽精他艺，无当人师。”[4]244 而书法是国文中的一个重要学习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氏把书法和道德修养放到同一个层次，将二者作为学生的立身之本，作为品评考核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因此在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他把国文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在1903 年颁布的《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每年都开设国文课，第一学年每周6 课时，后三学年每周3 课时，所占学时比例较大。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每学年都开课学习，并在第三、四学年增加学习“教授习字之顺序方法”，不但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真、行、草三种书体，而且还要求学生掌握书法教学的技巧方法。基于师范生将来的职业要求，在张謇所开设的各教育机构中，对师范的书法最为重视，提出的要求最高。张謇1926 年逝世前数月还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中，从执笔、用笔、结体乃至书法与修养的关系等方面为师范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将其对书法的体悟理解教给学生。在张謇的影响带动下，学生学习书法热情高涨，气氛活跃，先后成立了多个学生书法社团，如1924 年成立的篆刻研究会，1925 年成立的金石图画研究会、书法观摩会等。
1908 年张謇为了给社会培养秘书人才创办了国文专修科，附设在通州中学，其宗旨为“专为养成社会办事书记之才，故所授国文，以适用为主”[4]75。学生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到省、道局实习。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他将“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4]75，把真、行、草三体书法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国文专修科是培养机关书记（文书）的学府，书法课的开设主要是讲求其“适用”性，看重书法的实用价值，发挥书法服务于社会的功能。
1908 年张謇为了推行女子职业教育，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课程设置以刺绣为主，同时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也开设了书法课程，并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如陈衡恪等都曾为女工传习所学员授过课。而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通用课程中也设有书法课，张謇还亲自“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6]917。可见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1905 年的《呈学部文》中对1902 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文中说：“而中国文字仅四小时，此四小时中，尚兼习字，欲求实益，盖难言之。……读经、讲经之费时既多，中国文字之收效遂少，意欲保存国粹，而事实乃与期望相左。”[4]86 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1904 年张謇为了“谋一家儿女之教育而及族戚邻里之儿女”[4]36，设立了扶海垞家塾。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他“延本国教习教授修身、国文之事（国文兼识字习字读书缀文）”[4]36。“习字”即书法，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安排在国文一科中。而在他制订的每星期功课时间表中，每周一、三、五上午都有半课的习字课。作为培养自家及族戚子女的家塾，张謇对于课程的设置必然十分用心，由此可见他认识到书法学习在初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张謇除了在各类学校中广设书法课外，在书法教学中书体、字帖的选择及印刷等诸多细节问题上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他曾为师范学生书法课亲自拟定所学书体：“所采真、行、草书，拟：真，颜、欧，苏、赵（多宝塔、皇甫碑、常州谢表、御服碑）；行，王、颜（集书圣教、大令帖、三表、坐位帖）；草，怀素，孙二米（千文、书谱、米临十七帖）。”[4]17 所列书体、碑帖非常详细，可见他于此非常用心慎重，并与赵凤昌、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人共商。而在学生所用字帖版本问题上，他曾多次致函赵凤昌请其提供帮助：“唯精本难求，最好乞兄向屺怀商量借影，或兄出藏本之精者付影”[4]17，以求碑帖之最精本。而在字帖印制大小上更是考虑到“以合于几案为宜”[4]28等细节问题，十分用心。
张謇对于爱好书法的学生非常看重。如甘肃籍的学生王新令，在通州师范求学期间爱好书法，为张謇所重，张云其“资禀颖秀，惜根柢尚浅”[4]224，亲自指点其练习书法。王学成将归时，张謇应王之请为其父书一诗，诗中赞王新令“学勤好古诸生冠”[7]465，并为之饯行。次日又书《送王生毕业归天水》长卷赠之，足见其师生情深。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首先他将“正”作为评论书法的一个重要标准，强调书法、人品之“正”。他曾对师范生说：“写字须一笔一画均有着落。注意于常人所易忽略之处，从平正方面去做，尤须多玩味古人。”[4]224 又说：“写字最要结体端正平直，决不可怪，更不可俗。”[8]331 而在谈及草书时说：“草书结体之正，一无过孙过庭。”[7]31“5 心正则笔正”，他一方面要求书法取法正，形态正，避免俗格；另一方面以书法寓做人，品性要正，为人处事要踏实。
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他曾比较邓石如与何绍基的书法：“今之于篆隶，多推邓完白，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一则将气，一则士气。何读书多，邓读书少也。”[4]244 将读书多少作为品鉴书法高下的标准，读书可以改变书法的气质格调。读书多则书法宽厚博大，格调高古；读书少则书法空虚无物，低级媚俗。因此张謇经常告诫其学生及子女要多读书，提高学识涵养，以提升书法、为人的品位格调。
在张謇对书法教育的推动促进下，南通一批书法篆刻人才脱颖而出，如王个簃、丁吉甫、陈曙亭等，提高了南通书法在全国的影响力，为南通书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书法除了作为文人雅玩的一种艺术形式之外，还可以作为媒介，兼具传播社会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社会功能。张謇非常注重书法传播文化的这一功能，一方面大量编印字帖，以促进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普及流传；另一方面又广泛题字，营造书法文化景观，以发挥书法的教化作用，传播道德伦理，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
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兴起，书法作品的复制不再局限于古代摩拓、刻帖的方式，而进入“图像印刷”时代，使普通民众也得以目睹越来越多的名家经典作品，扩大了书法的传播范围。张謇非常汪重字帖的印刷出版，除了对学生所用字帖非常用心外，还积极编印出版自己的书法字帖。据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有正书局、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等先后影印出版张謇所书碑刻、字帖达20 多种。如上海商务印刷馆曾刊行过《张季直先生书千字文》、《张季直先生书四时读书乐》、《张季直先生书墨竹赋》、《张季直书说文解字部目》等；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也印刷出版了《千龄观记》、《狼山观音岩造像记》、《顾生母墓志》等；上海福建路厚德里通运公司出版《张季直临伊阙佛龛碑》等。
张謇编印出版字帖其目的非常明确，即为学子提供习字范本，促进书法的传播发展。1909 年上海图书公司曾将张謇教育手书印成张謇《教育手牒》出版，书后有其弟子江谦跋云：“因汇印是册，并列会场以诒观者，且为中学以上学生习行草书之楷则。”商务印书馆所印《张季直先生书四时读书乐》，其广告云：“原系屏条四幅，全作大楷，足为学者圭杲。本馆特印成小册，以便案头临摹。”此帖发行全国各地，影响颇大。1916 年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的《张季直先生书千字文》在全国33 个省市区销售，连出7 版，成为学生临摹学习的最佳范本。1917 年翰墨林印书局出版的楷书《顾生母墓志铭》，“学校用为习字范本尤觉合宜”。张謇为自己字帖的印刷发行耗费较多的精力与时间，其字帖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临书习字的珍贵范本，影响吸引了当时大批的书法爱好者和崇拜者。南通及江苏其他城市的学校大多以张謇字帖为范本练习书法，全国各地临习张謇字帖者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为书法在民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使张謇书法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张謇非常注重书法“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他在《中国名画集》题记中说：“其意将以美术为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用意良远。……政教不化为风俗，不得为大成。”[7]235 此段虽云美术，但于书法亦是如此。张謇在教育办学中非常注重良好的校风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为了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他充分利用书法这一传播媒介。在其所创办的学校中，他都亲自题写校训，制成匾额，并安置在学生经常出入的场所，使学生耳濡目染，受之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他为通州师范学校题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南通大学纺科题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为女子师范学校题校训“学习家政，勤俭温和”；为师范附属小学题校训“爱日爱群爱亲爱己”等。除校训外，张謇还在学校重要场所题写对联，如为通州师范学校礼堂题联：“强勉学问强勉行道，其所凭依其所自为。”此类书法张謇大多以其典型面貌的楷书或行楷书写而成，厚重庄严，以此体现其对朴实、笃信、勤俭等优良品质的提倡，书法形式、内容、精神达到高度统一。
为了促进南通地方文化发展，张謇在南通各景点、重要场所、标志性地点更是广泛题字、立碑，为南通书法文化景观的营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謇曾经以集古人字的方式为南通各大公园制作匾额，供民众欣赏。如：“清远楼”（集王羲之字）、“回碧楼”（集唐太宗字）、“适然楼”（集黄庭坚字）、“南楼”（集褚遂良字）、“嘉会堂”（集《史晨碑》字）、石林阁（集《龙藏寺碑》字）等[3]96，一方面提升了南通景观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经典书法的理解认识。
除集字外，张謇更多的是为南通各地亲自手书碑刻，仅其40 岁后所书碑刻有著录的就达60余种[3]100，几乎遍及南通各大景点、标志性场所，内容繁多，其中包括：历史人物纪念题碑，如在文天祥自南通入海南渡处题《重建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为张謇与南通近代书法先贤好友所作墓志铭，如《通州范府君墓碣铭》等；建筑修建题记，如《移建象山书院记》、《重修南通三里岸桥记》、《重修兴化禅寺记》等；景观题记，如为狼山景区所作《新辟林溪记》、《翕崖铭》、《狼山观音岩观音造像记》、《题狼山大圣像》等；地界碑，如《通海界柱铭》、《通海定界后记》；艺文言志碑刻，如《守官戒》、《家诫》、《退翁赎田诗》等。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的一种标志，是构成当地地方景观感知的重要因素，它对人类景观场所感知、行为模式等具有一定的影响”[9]95。张謇大量的书法碑刻、题记与南通特有人文社会及自然景观元素紧密融合在一起，其端庄谨严的书法作品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南通的自然景观相得益彰；而其书法中所表现出的人品、信仰、审美观、道德观又为南通的社会、自然景观赋予了浓郁的人文内涵，形成具有南通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以达到张謇“改良社会”的目的。
综上可见，近代南通书法的全面繁荣与张謇所推行的一系列行为措施是密不可分的。张謇对书法有着深刻的理解，非常看重书法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他一方面注重书法的经济价值，将书法作为其慈善公益事业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注重书法“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作用，注重书法在教育中对人品、修养的提升作用，注重书法“改良社会”的实用功能。这或许是张謇大力促进南通书法发展的原因之一吧。对张謇与近代南通书法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张謇的书学思想，更全面地审视与评价张謇的文化业绩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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