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末，盘点是不可少的，说是对过往有个交代，实则是为了告别。
回顾甲午年书坛内外，能让人一下子想起来的事情好像并不多。扳着手指从年头一件件算到年尾，是一种办法，但实际上，以印象为主的评述，排除了先入为主的概念铺成，照样可以把这一年书坛发生过的事儿码清楚。
文艺工作座谈会
要说书坛今年的大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自然是最大的事儿。从参加座谈会的名单看，书法界只有两位，分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欧阳中石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相比美术界有八位参会，确实少了些。作为“国艺”之一，书法在辨识度、艺术性和普及程度上并不输其他艺术门类，甚而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具独特性的，但缺少极具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确实是实情。
既然只有两位，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行动就很重要了，这不光是对他们自己而言，对书法界来说亦如此。《人民政协报》10月27日刊出欧阳中石的口述，题目为《新时代的伟大召唤》，文中说：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当时的中国文艺界指明了方向；72年后的今天，习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则为新形势下的文艺界指明了方向——文艺界的工作者们今后该怎么努力，怎么来做，通过讲话的内容我们都清楚了。“怎么努力，怎么来做”，这是关键。欧阳中石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早在座谈会召开之前的9月25日，“欧阳中石书中华美德古训展”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对此，欧阳中石陈述道：我所执教的首都师范大学在学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重在一个“德”字，比如他所说的“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于是我们开始广泛深入搜集古代典籍中涉及“德”的语句，并最终挑选出60余条最具有现实意义或者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古语，我将这些古语写下来，并且整理出版成了一本书，叫《中华美德古训》。而之后的这次“书中华美德古训展”，便是由此而生。10月23日，张海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继承传统不是仅仅意味着传承技法，更重要的是继承传统中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而对于创新，要具备一定的胸怀，不同流派共存共荣，健康发展。对于书法艺术来说，不同流派的存在，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形成合理的文化生态。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竞争、借鉴、取长补短，对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但要反对粗制滥造、过度包装等不良倾向。”两位书法界代表的回应都很有责任担当，也显示出书法界自身具备了知行合一的能力，希望在经过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洗礼之后，书法界真的能把握住良机，改善书坛生态，重振“国艺”雄风。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习近平总书记此番话，对于广大书法家来说，实乃警醒之语。缘何此说？对于当前书坛现状，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北京书协主席林岫曾撰文写道：当前吹捧“国学书家”、“博学大师”、“市长书家”、“美女书家”、“博士书家”、“儒商书画家”、“部长书家”的“包装”公司正行市走俏，有的连货色都来不及细看，就已经为其粉墨登场而拼命鼓噪了。由此，她提出“敬畏国艺”，值得同道深思。
书法奖评奖事件
影响大、波及广、能构成事件的，还有这么几桩。先说关于书法奖的事儿。12月21日，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工作在浙江结束。本届兰亭奖包含终身成就奖、艺术奖、理论奖、佳作奖4个奖项。艺术奖、理论奖、佳作奖获奖名单已出，而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员名单将在上报中国文联正式批复后适时公布。无独有偶，11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主办、海澜集团和《书法》杂志共同协办的首届“中国书法院奖”颁奖典礼以及首届“中国书法院奖暨青年书法家提名展”开幕仪式在江苏举行。获奖名单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众议。有人说，中国书法院奖这是要和中国书法兰亭奖一争高下，书坛有两个奖项可避免一家独大，是好事；也有人指出“中国书法院奖”的评审程序并未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组织原则，有拉山头、搞小团体的嫌疑，更有甚者将“内幕”曝光，条条直陈，说这奖“就是一个事先设好的局”。
荣誉和奖金，以及可能带来的附加收益，使得现在书法人对各种奖项的争夺几近你死我活，由此而生的拉帮结派、互相诋毁，不在少数。近年来，一些奖项含金量越来越低，以至于奖项的评审过程一直伴随非议，已经成了新常态。兰亭奖颁了五届，虽然每次获奖名单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但还是基本获得认可，可“中国书法院奖”这才刚颁了一届，就面临不少非议，让人出乎意料。可见，不管怎样，打铁还要自生硬，主办方只有在程序上严格把关，方能真正选出优秀的获奖者和作品，而自身的品牌也才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否则，牌子非但竖不起来，就是竖起来也容易被扳倒。
书法奖的颁奖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话题，这怕是连书法人自己都没料到。关于书法奖，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当下书坛的奖项不光多，而且杂，这个杯那个赛的，一年下来几十个，公信力普遍缺乏，这两个大奖恰好年末先后颁出，更加引人关注。公众对此有质疑，作为主办方应有的态度是直面澄清并合理解决。说实在的，公众的质疑，其意不外乎期待有更公平的评选过程和监督机制，希望不管什么级别的奖项，最终能为公众提供真正优秀的作品，所以，民意需要被倾听，这乃是对公众的尊重，也是对书法艺术的尊重。 周一波辞职事件 再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一波的辞职事件。12月2日，周一波先是在《人民日报》刊文《让书画家协会少一些“官气”》，文中称，希望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自觉退出各级书画协会主席团，推动建立书画事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常态，共同携手构筑起没有“雾霾”的艺术天空。五天之后，周一波辞职。身手之快，让人诧异。有赞同其表态的，也有怀疑其目的的，这些暂且不论，只说辞职事件的影响。此事件发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后，也确实有其积极的影响，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此事件已从书坛扩展成为牵涉整个文艺界的事件。周一波发出的声音，说是给文艺界吹响一声号角怕不为过，但号声能传多远多广，听到人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值得期待。 果然，就在即将跨越2015年门槛之前的12月29日，周一波的号声被媒体扩音之后，直接促成了周一波等８名副厅级以上干部（含离退休）不再担任陕西省书协领导职务的实际行动。同时，多位担任本届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顾问职务的副厅级以上干部（含离退休）也已主动提出辞职，且请辞已被接受。先拿自己开刀，陕西省书协办得干脆，由此也让人对明年书坛的变革有了更大的期待。 《功甫帖》事件 如果说周一波辞职事件是2014年年终大戏的话，那么年初的“《功甫帖》事件”可说是一部开年大剧的后半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书写的“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便签，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收购。此消息一出，一时间激起千层浪，国人无不为之咋舌。但当潮落之时，《功甫帖》的真伪却依然没有终评。概言之，真伪之辨的背后牵涉各方利益得失，戏中人是明白地演，戏外人热闹地看，而没有结论也似乎成为这一事件的“结论”。 结论是没有，余波却不断。五六月间，注册拍卖师、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季涛起诉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案，将聚讼不已的“《功甫帖》事件”再度升级。7月15日，北京朝阳法院宣布判决，季涛胜诉。法院判令杨丹霞立即停止对季涛的侵害行为，删除新浪微博上针对季涛的侵权言论；在新浪微博首页上发表向季涛的道歉函；赔偿季涛经济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此案因“《功甫帖》事件”起，着实抢镜，之后的判决，使得关于《功甫帖》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从《功甫帖》真伪之辨到“季杨案”，折射出公共文化事件中不同阶层话语方式和权益诉求的新面貌和新特征，当为后来者所镜鉴。 “季杨案”断了，但吊诡的是，《功甫帖》真伪问题却再鲜有人追问。10月20日，上海收藏家颜明委托律师姚雄萍将刘益谦、邱家和、何志峰起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沉寂许久的“《功甫帖》事件”再次掀起热潮。颜明在起诉书中声称《功甫帖》意见相左者利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抹黑和打击，要求被告刘益谦、邱家和（某证券报的记者）、何志峰（某艺术博物馆馆长）就侵权行为进行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 纷繁的信息，错综的关系，公众已然由最初的关切到渐渐疲倦乃至厌烦，而官司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收藏史上的这一桩大案，案子容易段，理最终也能理清，但到底谁是此案最终的埋单人，是要盘算清楚的。占据了这么多的媒体版面，聚焦了这么久的公众目光，如果不计算这桩事牵涉的各方成本，那就是玩了一次不那么好看的焰火。随着参与各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所折射出的诚信危机和文化病态，则会使公众进一步丧失和降低 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萌生的公共意识。 名人信札聚讼事件 今年倒是还有一桩案子获得了了断。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钱钟书信件拍卖案判决结果，两被告（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被判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杨绛获赔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0万元。此案虽也跨了年，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欣慰。法律不光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更是对人的尊严的一次捍卫。 从“《功甫帖》事件”到“钱钟书信件拍卖案”，说的都是关于名人信札的事情。近年来，名人信札成为收藏热门，由于相关的规范和法律都没有及时跟上，一时间资本没遮没拦地游走拍卖市场，也就造成了收藏和拍卖界的若干乱象。原本以为有了前车之鉴，拍卖中的侵权和违法事件会有效地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5月，原定现身某拍卖会的贾平凹《西路上》手稿被作者证伪而撤拍、莫言《苍蝇·门牙》手稿也因来源问题而遭撤拍；7月，上海某拍卖会上拍的鲁迅致洪兰友书信手稿被疑为赝品缓拍。此类事件频繁上演，将名人信札涉及的若干问题推到了舆论前台，常在法律边沿走的新老藏家们对此却并未放慢脚步。如今，大小拍卖行信誉广受质疑，除了玩猫腻，还在于在官商勾结的腐败大戏中出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其间内幕亟待有识之士予以深度曝光。 由田楷事件到书法教育 从时间上看，穿插在“《功甫帖》事件”中间的，还有一桩事，就是“田楷事件”。事情缘起一篇题为《“反田楷同盟”倡议书：全体反“田楷”的书友们联合起来！》的帖子在书法江湖网站贴出，其后《深圳商报》以“反田楷同盟”为话题激起讨论，“田楷事件”一时成为文化圈热点。如今再看这一事件始末，依然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因为此事件反映出的不光是一个书法学习中取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事关导向的观念性问题。最近，湖南美术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编写出版的《书法练习指导》正式通过教育部审定，将于2015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众所周知，教材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湘美版、西泠版书法教材最终从全国100多家送审教材中脱颖而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作为公众，需要知道的是，教育部审定的《书法》相关教材在观念传达上是否正确，编写质量是否过关，以及实际使用中的反馈等情况。毕竟，教育的施受双方存在着责任和契约关系，作为教学双方的实际体验非常重要。 要想搞好书法教育，除了教材，还有师资的问题。据报道，中国书协组织今年开始实施“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法师资培训，首批培训选在北京、内蒙古等共12个省（区、市）进行试点，每个试点单位至少招收50名一线从事书法教学的专职或兼职教师。而由中国书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申请的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也将于2015年在全国逐步推开，争取用三至五年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中小学书法师资专业培训网络体系。由中书协出面组织中小学书法师资培训，对于目前师资奇缺的中小学，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逐步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师资培训方式，才是解困之方。 除了师资短缺，现实教学中面临的困境还很多。有报道称，如今的小学书法课沦为“写字课”，其中师资缺乏、硬件设施、课时安排成主因。要说解决困难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譬如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针对师资短缺，就成立了“雅韵轩”书法工作室，聘请书法家为工作室指导老师，学校还通过“书法家进校园”等活动，请来书法家为同学们提高书写技法、提升传统文化素养。而诸如硬件设施、课时安排等问题，广泛采纳意见，积极去解决，才是正途。 书画界跪拜事件 说到教育问题，就不能不提发生在北京凤凰岭书院的“跪拜事件”。此事很是蹊跷，原本10月的事情，可到了11月才发酵起来。据11月19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凤凰岭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当天，身着青灰色长衫的学员们双膝跪地向坐在藤椅上红襟黑衫的老师们齐齐叩首。凤凰岭书院教务长韩国栋接受采访称，学员跪拜老师的照片确为该书院开学典礼上所拍。消息一出，随即激起媒体大讨论，诸如《集体跪拜为哪般》（《新闻晨报》11月19日）、《书院跪拜礼难见文化自信》（《北京晨报》11月20日）、《跪拜尊师礼缘何惹争议》（《京华时报》11月20日）等，粗略统计至少已有数十篇专文谈及此事，其中不乏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如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梦溪发表《不赞同公私学校施行跪拜礼》，文中称：“好在中国有广大博厚的民间社会，当占据社会主流的价值系统‘礼崩乐坏’的时候，还可以在民间找到那些文化的碎片，即所谓‘礼失求诸野’。……当下我们所致力的，是在民间‘小传统’先期重建之后，再一次对大传统的整合与重建。这是一个接续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重建我国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文化扬厉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检视此次“跪拜事件”的若干报道，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媒体人确实体现出了基本良知和应有素质。在重大事件中没有缺席，已经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而对此事件所秉持的应有立场，则表现出行动自觉和文化良知。首当其冲要感谢《新京报》的迅速介入，才有后来者的陆续跟进。正如河流是一滴滴水形成的，波浪则是每一滴水都向一个方向使劲才成其滔滔之势的。 今年书坛成为公共事件的还有不少，但考虑到影响程度，只能择要述之。经过盘点就会发现，有的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事件，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发生的事件关涉公众权利，像文艺座谈会召开、书法奖评选、周一波辞职等事件和艺术家密切相关，“《功甫帖》事件”指向艺术品拍卖和鉴定，“田楷事件”则事关书法教育，“跪拜事件”关乎文化传承；二是身处网络时代，媒体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跟进确实起到了促使事件走向透明和公开化的作用，大众媒体的介入，也反映出书法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三是随着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公众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原本专业性较强的圈内事也呈现出公共化的一些特征，互动性强已成为此类事件的一大特点。 回顾，是为总结，也是告别，告别2014年，再次聚焦那些已经定格在历史幕布上的事件，就像是一次巡礼，只是，只有真正参与期间的人，才会感觉到作为媒体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不管怎么说，2014年，注定了是中国书坛的转折之年，而公共化特征愈发显著，则给了我们更多的言说可能。 (文章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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