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坛画苑，高水平的评论家大都是优秀的书画家，很少有“光说不练”的“嘴把式”。以古人为例，顾恺之毋庸赘述；“六法”的创立者谢赫，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画家，史料记载他：“工人物，尤擅肖像，敏察默记，不失真相……”可见书画领域不同于其他，要想建树权威性理论或精准确切地评论他人，自己必须首先是技艺高超的行家里手。不过，评论家队伍里也不乏纯粹的理论家，如张彦远、郭若虚等人。他们是画得不好，还是根本就不画？我想他们不可能不“染指”翰墨，但是有自知之明，不愿显摆和招摇，所以干脆“不露怯”、“不献丑”。在这方面，苏轼就不如张彦远和郭若虚。东坡先生的书法、诗文及学问都没得说，但于画画确实眼高手低，不过是兴致上来，凑凑热闹、玩玩票罢了，根本没有过硬的真工夫。由于有其他领域的成就和名气作资本，再加上“粉丝”的吹捧，便得意忘形起来，标榜自己那些游戏笔墨是“士夫画”（文人画），并哇啦哇啦乱发议论，胡诌一些片面、极端的外行话，比如“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类，徒为后世留下纷争祸根。
遗憾的是，当代某些学有所成、名声显赫的书画评论家，仍在不断地重复着苏东坡式的错误。他们本不会画画，但又不甘寂莫，便用“逸笔草草”作为虚荣浮躁、偷懒耍滑、不重视基本功、不苦练技法技巧的遮羞布。他们忽悠鼓吹的恶劣影响和后果有目共睹——所谓“文人画”已经彻底变味，成了一个超大号垃圾筐，什么低劣蹩脚、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往里装……
比如，笔者素来敬重的著名书画评论家梅某某，他勤奋治学，著作等身，评论文章资料翔实、说理透彻、笔锋犀利、文采斐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怕得罪人，不管评论对象是谁，一律指名道姓，直言不讳，瑕瑜兼顾，令人心服口服。
梅先生为文之余书画兴趣亦颇浓烈，但是估计没有像顾恺之、谢赫那样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下过工夫。恕我直言，梅先生那些随意胡涂乱抹的所谓“逸笔草草”的“文人画”，实在令人惨不忍睹、不敢恭维！因为它们既没技术含量，又无审美价值，充其量也就是普通书画爱好者的习作而已。当然“眼高手低”并不妨碍自我感觉良好和糊弄外行，他到处办展览、出画集、组织研讨会、聆听赞誉表扬、卖画鬻字，财源滚滚，不亦乐乎。
另外，梅先生明明已加入书协美协等组织，并兼任多种职务，表明自己置身社会体制之内、位居时代潮流之中，热衷功利，压根未能“出世”、“免俗”，但却偏偏爱摆出一幅“超凡脱俗”的“高雅”架势，常在画作上赫然题写“此画俗眼不懂”、“不求俗赏”、“无意媚世”……仿佛穿上了“皇帝新衣”，骄傲狂妄、虚伪造作之态溢于笔墨。
毋庸置疑，当今美术评论界，如梅先生一般胡涂乱抹着“俗眼不懂”的“艺术品”的大评论家并不在少数。“献丑”本是书画家自谦之辞，但对于梅先生这样眼高手低的评论家们而言，无疑是最客观、真实和形象的写照。说实话，自从我拜赏了他们的所谓“文人画”大作之后，便对他们的艺术造诣产生了怀疑，那些锦绣文章在我心目中也大大打了折扣。
众所周知，在书画界，评论家的身份相当于“向导”和“裁判”，主要职责就是抨击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如果自己奉献给观众的竟然是丑陋的东西，结果不只损害个人形象，也势必影响到整个中国书画事业的声誉和前途。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合格的评论家必须戒骄戒躁、脚踏实地，最好是“眼高手高”——理论实践都过硬、都上乘。如果实在眼高手低，那就以张彦远、郭若虚两先生为榜样，不张扬、不显摆，专心致志地作学问、搞理论好了，千万不要只图自己痛快而去“露怯”、“献丑”乃至“现眼”，让后人嗤笑、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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