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鉴定的需要，是因为作伪的猖獗。而近世以来，造假之间，集中在几个大区域。具有作坊化、分工细、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遂成一个特殊的时代现象。如“扬州造”专攻扬州八怪金冬心、郑板桥和石涛；“湖南造”专伪曾国藩、何绍基、左宗棠、曾国荃、齐白石。“北京后门造”：专造宫廷画即专署“巨某某”款的细密画。“河南造”专造宋元，但水平不高。但即使再有得逞于一时，毕竟不出扬州、湖南、开封、北京有限地域，影响不了整个书画鉴定界。上海没有一个专门的“造”的名号，但以谭敬为首的伪画班子却堪称专业化程度最高，以后会专门涉及之。相比之下，值得深入研究的，倒是赫赫有名的“苏州造”。
“苏州造”质量高、品质精、辐射面广，在作伪界首屈一指。从明代开始，（一）倚仗明代书画风气极盛，名画家如吴门四家集聚而成全国中心；（二）收藏家居全国之冠；（三）江南经济高度发达；（四）文化优势明显；等等，不但书画史独占鳌头，收藏作伪史也是睥睨一世，无与匹敌。比如，苏州专诸巷、桃花塢、山塘街书画铺鳞次栉比，是作伪的最好出口。作伪范围，不仅限于吴门画派。有专业伪唐宋青绿山水如李思训、李昭道、张择端、赵伯驹、赵伯驌，乃至明代本朝仇英仇十洲的，设色华美，多用绢本，画工细密，造型平庸板滞，人物或工笔山水为主体。在民间极少宋元收藏的情形下，它极适合商贾们攀附风雅的市场需要。但正因一味工细俗笔匠气，被行内蔑视为“苏州片子”。直到清代中期才渐渐消歇。又有詹仲和（僖）专仿元代自赵孟頫以下，不仅画作工细罗汉、兽马可以乱真，连最难的赵体书法仿作也可以得心应手。甚至还可以仿元画同时名家如吴镇、夏昶。姜绍书《无声诗史》喻曰：“写墨竹风杖露叶，可远追仲圭（吴镇）近接仲昭（夏昶）”，像这种以一人研究仿伪一代画风，在其他地区作伪史记录中还没见过。钱泳《履园丛话》举一事，足可证“苏州造”之势大：
“清顺治间，有钦某住苏州专诸巷，父子兄弟俱善作伪画，后来所传之宋、元画家小条、断幅、巨册、长卷，大半出于其手。世称‘钦家款’。”
一大家族都专事伪宋、元画风，试想（一）是需要多细密的分工合作？（二）是具有多大的市场需求量啊？
宋、元如此，明朝同代如何？同是姜绍书《无声诗史》载：朱朗随文征明学画，谊为师徒。有时也为文征明“代笔”。有时也“托名以行”，画些仿文征明的山水画牟润利。一客商夜宿苏州，属童子携润访朱朗宅，求仿居赁相邻的文征明（衡山）山水横卷一件，未料夜深人静，不辨府邸，童子误入文征明宅并误认文征明为朱朗，道委托出作伪之意。文征明宅心仁厚，恐隔壁朱朗得知尴尬，又恐童子回去受责，遂笑纳礼金，谓童子曰，“我画真衡山，聊当假子朗，可乎？”次日传为笑谈。
不但坊间匠人专门作伪风气极盛，连文人儒士也介入进来。同时代的例子，是赫赫大名的王百縠。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尤盛，文人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讨生活。至王伯縠全以此作计，可笑也！”
在沈德符这样的大学者心目中景仰的前辈大儒张凤翼（伯起）、王墀登（百縠）居然也出此作伪之事？可见同时代的苏州人对书画作伪热衷到什么程度了？
“苏州造”的后世记录，则推大收藏家顾文彬与吴云。
顾文彬，苏州人，官至浙江宁绍道台，撰述《过云楼书画记》的主人，藏书古籍、扇面亦成规模，正宗的文人学士。明清名家名作如杜琼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孙克弘蓝瑛，收藏宏富，所在多有。在清季收藏史上蔚为大国。吴云，浙江吴兴人，官苏州知府，性喜金石鼎彝、法书名画，收藏明清书画极众，正宗的金石家。
一个贵为道台，一个贵为知府，而且两人为亲家，又同为挂了号的收藏家，据记载，却利用吴平懂金石而以印章仿制为路径方式；顾文彬善著述（过云楼书画记）为文字著录，合作作假。又清末民初苏州的大收藏家庞元济（虚斋），也有把收藏的一些近似宋人风格的明人无款小画，添上马远、夏珪名款卖到西洋去的传说。书画鉴定史上“苏州造”的演绎史，真是妙趣横生、涟漪无穷！仅仅了解“扬州造”“湖南造”“北京后门造”“河南造”“苏州造”等等现象故事并作介绍，是容易的。但梳理出“苏州造”那不可取代的作伪史价值、鉴定史价值，我想我们是深入推进了一步。接下来，应该探讨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学术风气、经济基础、市场发育等等相关课题。套用一句流行语：那么，接下去问题来了：
一、为什么一门父子兄弟会同时从事专门作伪行当？
二、为什么一人会专注一个时代如元代的画风作伪？
三、为什么文人士大夫会不顾形象节操一同混迹作伪？
四、为什么贵为知府道台在收藏界负盛名者也会热衷于此？
五、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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