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听音乐、画画，是我一生的爱好。这三种爱好中，也许我用在画画上的时间最少，但是它留在我记忆中的趣事却不少。
记得四岁那年搬进新家，我曾用半天时间，趁父母不在家，用蜡笔在新粉刷的墙壁上涂鸦，把一个幼童能想到的东西画满了一面墙壁，让下班回家的父母为之惊愕。上小学时，我曾用晒图纸的边角料装订成册；把读过的小说画成连环画；也曾把小说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场面画在蜡光纸上，然后再用刀片和剪刀刻剪成彩色剪纸，题材有“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岳飞枪挑小梁王”“高宠挑滑车”“八锤大闹朱仙镇”等等。小学和初中，由于擅长绘画，我总是被分配负责出黑板报。读中学时，我偷偷写诗，且在每首诗的边上，用钢笔画上插图。有一次，我的秘密被姐姐发现，她看了我的本子，说我画的比写的好。
“文革”中，我离开上海到崇明岛“插队落户”，我的绘画也派上了用场。我发现农民最喜欢灶壁上有画，于是，我便用墨汁和广告色为农民的灶台绘画。新粉刷的灶壁，墨彩会在上面化开，犹如在宣纸上作画。我在农民的灶壁上画漓江山水，画青松红日，画蔬果瓶花……画完后，我再模仿画家题款——用毛笔题诗，最后用红笔画一个篆刻印章。很多年后，农民还保存着我画在灶壁上的画。
在下乡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我就写字、画画。乡村的文艺宣传队演出，我为他们画布景；生产队出大批判专栏，我为他们画报头和插图。记得有一次生产大队办一个反浪费展览，我曾在一夜之间画出了十几张彩色漫画。那时，我经常用排笔写标语，在纸上或墙上写，写黑体字，也写隶书和魏碑，少年时临帖积累下的书法功底此时也派上了用场。我一生中写的最大的字，是用扫帚蘸着石灰在农民的黑瓦屋顶上写的标语，每个字大到两米见方，若在飞机上俯瞰，大概也能看见。
20岁出头时，我有机会参加教师培训，而后被分配到县教育局的教材组编写小学乡土教材。我实在不喜欢编写那些干巴巴的没有文采的口号课文，便毛遂自荐，为教材画插图。虽然只是画些简单的白描，但是描绘的对象千变万化，可以使我随心所欲地发挥想象。这份工作不到一年，却是我灰暗年代的愉快记忆。
“文革”结束后，我参加高考，上大学，后来当编辑，绘画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时常还会手痒。写作打草稿时，遇到文思生涩，我便随手在文字边上涂鸦，画和文字有关或无关的插图，画着画着，思路便顺畅了起来。这些在文字边上随手画出来的图像在我早年的手稿中常常能看到。
这些年来，我从未放弃对书画的爱好。和朋友切磋艺术是我生活中的乐事。我写作的题材，也常常涉及美术。20多年前我访问俄罗斯，回来写了一本欣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油画的书。
但是随着键盘时代的到来，我也与时俱进地用上电脑，不再用笔写字，右手食指上曾被笔磨出的茧子也随之一天天退化。由于电脑输入用的是拼音，时间久了，我对汉字的结构也开始慢慢生疏。此时，我终于心生警觉：中国作家，如果连汉字也不会写了，那是何等可悲！但用什么法子弥补呢？于是，我又重新铺纸挥毫，临古帖、写新字。偶尔，我也画一些写意的水墨，在画上题写自己喜欢的诗句。而今，年过60了，我写字画画，不为圆儿时的画家梦，只是借笔墨舒展筋骨，抒胸臆、驱烦躁。
没有成为画家，我并不遗憾。从事写作40多年，我其实是在用文字绘画，绘我眼中所见，也画我心中所思、梦中所想。而业余时间画画、写字，是余兴、是娱乐，也是对用文字描述精神世界的一种形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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