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古籍书店的因缘，已记不清始于何时。大约从初中开始，因为爱好文史、书画，所以每年暑假，总要去古籍书店和朵云轩“游学”，也力所能及地买一些学习用品。两家相距甚近，不过隔了两条马路，往来十分便捷。在朵云轩买的是笔墨纸张；在古籍书店则买些“中华活页文选”之类，几分、最多几角钱一份。开始时还珍惜地保存着，积得多了便扔掉了。《宋本两种合印淮海长短句》是唯一的例外。
那是在1976年初，古籍善本已有限地在书店冷冷清清地陆续上柜。我一眼看中了这本《淮海长短句》，是1930年叶恭绰据故宫藏本和吴湖帆藏本的校勘影印本。定价一元五角，而且必须出具单位的介绍信才能购买。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毕竟我已务农八年，这点钱咬咬牙还是拿得出来的。至于单位介绍信，因我知道它的重要性，又颇得公社领导的信任，外出时常随身携带有多份空白待填的备用，所以当场搞定。欣喜地捧回家中对了词谱句读细读，于相对熟谙的苏辛豪放之外，领略了婉约的境界。近二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扔掉了不下数万册图书，此书却一直珍藏至今。不仅因为它深刻地见证了我与古籍书店的因缘，更因为它第一次使我怀疑而后逐步明白了书画与文史的关系。
据叶恭绰的序，此书得以印行，“校勘借录，多赖张元济、徐乃昌、袁同礼、赵万里、赵尊岳、龙榆生、吴梅、吴湖帆诸先生之力，其缮写则赖何君志航、时君巽庵。”这一连串的名字，多为显赫的文史专家、书画名家。由民国过来的书画家和文史家，包括我所接触到的沈轶刘、陈声聪、唐云、谢稚柳、刘旦宅等，为什么会走得如此近，会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和文化的默契？而今天的书画家和文史家，则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即使有，也仅限于社交而不会有太多的文化默契？
这个问题萦绕了我几十年，直到近年才渐有所得。书画，有“国学”中的书画和“美术”中的书画；文史，也有“国学”中的文史和“学术”中的文史。“国学”中的书画和“国学”中的文史，两家实为一家，不仅互有来往，且书画家往往兼擅文史，如叶恭绰、吴湖帆等都写得一手好诗文；文史家也多兼擅书画，如张元济、吴梅等都写得一手好书法。而“美术”中的书画和“学术”中的文史，两家便是两家，不仅书画家罕能文史，文史家罕能书画，且往往各有壁垒，不相往来。
今天，“国学”热正如日中天，有形的书画和无形的文史尤其成为弘扬“国学”的两大重点抓手。但是，由“美术”中的书画家和“学术”中的文史家来分别承当振兴“国学”的重任，似乎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偏离“国学”的本义。
上海古籍书店同时又是艺术书坊，“左图右史”，一个机构两块招牌。它一手致力于经营文史著述，一手致力于经营书画图典。就像叶恭绰等前辈既从事书画艺术的研究、创作，又从事经史诗文的研究、创作，其作为“国学”渊薮的意义不言而喻。“美术”中的书画和“学术”中的文史在今天的大发展、大繁荣当然值得欢迎，但对于“国学”中的书画和“国学”中的文史在今天的日趋凋零，亦值得我们反思。对作为文化产业的古籍书店，其经营的理念和策略所提供给社会的服务，书画界和文史界固然不妨从“美术”和“学术”的立场分而取之，更需要我们从“国学”的立场合而用之。
古旧书香艺苑真
爱书的人都是文化人，也都是书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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