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国画革命”骁将
几番辗转，只为求艺术真理
弃官从艺处世清
特立独行，爱吾师更爱真理
1901年，方人定生于中山濠涌村的一个布贩家庭。家里的长辈希望他长大后能做官，给他起名“仕钦”。由于方父早逝，家道中落，为谋生路，三位兄长尚未成年便远赴美国打工。也正因如此，方人定很早就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在20岁那一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了广州法政学校法科专业。
理性的法律与感性的艺术，本是“八竿子打不着”两条职业道路。然而，方人定似乎早已心有所属：他自幼酷爱画画，常在习字之余，煞有介事地信笔“写生”。他还私下临摹了《芥子园画谱》。传统教育的熏陶，让方人定养成了良好的古文功底，为他日后创作的古代人物故事画夯实了根基。
1923年，高剑父在广州创办春睡画院，尚在读书的方人定也慕名而来，投奔麾下。他善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潜心学习花鸟画和风景画。“折衷派”的艺术理念，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方人定的心田。但平步青云的雄心壮志，却在他的脑海里烟消云散。为使自己专心绘事，方人定竟将家里留下的法学书籍悉数送人，就连毕业证书也付诸一炬。他的名字也从“仕钦”改作“人定”，以示“人定胜天”的决心。
在高剑父的指导下，方人定在花鸟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28年，他的作品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随即被比利时博物馆所收藏。然而，他并未在这些荣誉面前满足。在与黄般若的笔战里，方人定挥斥方遒。但零敲碎打的绘画知识，也让他的心里感到隐隐约约的不安。多年以后，方人定仍不时谈起那场笔战，喟叹自己当初对艺术的认知不过皮毛。
“民国十八年以前，我的作品通通是山水、走兽、翎毛、花卉，且跟足当时的新派画的一贯作风！”方人定不满“折衷派”的拿来主义。他清醒地意识到，继续留在春睡画院传承师父的“衣钵”，将使自己失去个性，也与“国画革命”的初衷大相径庭。他决意远赴东洋，学习人体写生，走出一条与乃师不同的艺术道路。
东渡期间，方人定与高剑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他的夫人杨荫芳晚年回忆，为解开“二高一陈”“抄袭”日本画的谜底，他随处搜罗明信片，回国后还苦劝高剑父毁弃从前的摹仿作品。针对春睡画院的家长制作风，方人定同样面斥不误。他甚至还一度加盟“折衷派”的对立阵营，痛陈“岭南三杰”之非。这些“不肖”之举，甚至为他惹来“笼里鸡作反”的骂名。
尽管如此，方人定毕生都没有否认自己与高剑父的师徒关系。他们之间的私交也未曾中断。直到文革前，高剑父的雕像一直放在方家的客厅里。“吾师”与“真理”，也一直摆在方人定心中天平的两端。不过，他始终没有专学某一派、某一人，改而转益多师，摆脱一切阻碍艺术进步的羁绊。哪怕孤军奋斗，他也要“向着这一条光明大路前进、尝试”。
两渡东瀛寻新路
融贯东西，“再造”人物国画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方人定两渡东瀛，先后在日本美术学校、川端画学校、骏河台洋画校求学，成为“岭南画派”成员中留学时间最久、作品最多的一名画家。从日本归国后，方人定给自己的艺术探索方向“约法三章”：作品以人物为主体；题材以现代生活新姿态为对象；画法重新折衷东西。他日后的创作轨迹也由此定下了基调。
在方人定看来，艺术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要直面人生苦难，人物画无疑是最佳载体。他将人物画视为新艺术运动的正途，甚至预言它在未来国画的主流地位。方人定非常重视人物画资料的搜集，也认真分析了古代人物画的兴衰。他常常雇请模特到家里写生，又往郊外采风，创作出一批别开生面的作品。
1932年是方人定的创作高峰年，《归猎》、《到田间去》、《雪夜逃难》等代表作都在这一年诞生，不断对传统人物画的审美趣味发起冲击：《雪夜逃难》虽未洗除人物形象的东洋风，他对背景氛围的渲染则显得尤为成功。《到田间去》则明显受到后期印象派的洗礼，而“撞水撞粉”法在衣服、土地、竹筐上形成的斑驳效果，则反映出他对“折衷派”的承传。
然而，方人定在艺术上的突破，并没有立即引起画坛的关注。相反，他的作品也被视为非中国画、非日本画、非西洋画的“三不像”，各种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方人定心里也泛起了惶惑的浪花，甚至寝食难安，就连亲朋好友也为他敲起了“退堂鼓”。他固执地婉拒了师友的劝言。直到1935年的“方、苏、黄、杨四人归国展”，这些“不中不西”的作品才重新受到舆论注目。
抗战爆发后，方人定的艺术思想又为之一变。他在香港举办了抗战画展，但稚嫩的画风无法令他满意。方人定不甘蛰伏，不久动身赴美学习参观。受到异域风情的启发，他淡化了工致装饰的东洋风，又吸收西洋的水彩画法，风格更显自由。返国后，方人定联合春睡画院的同学组织“再造社”，继续呼吁国画革新。可惜的是，就在这年冬天，香港沦陷，“再造社”亦无疾而终。
“再造”国画的理想成为泡影。或许出于际遇和心境的转变，他的革新色彩也正渐渐消淡，全面回归古典人物画。1949年之后，随着苏联写实主义占据主流，方人定的试验却退往边缘，他的画风走向通俗浅白，他的步伐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为免将《琵琶行》、《西厢记》写成仕女画，方人定小心翼翼地将西洋构图引入画中。他四出征求群众意见，有时一幅草图竟可推敲数年。对衬景里的花草稍有不满，甚至将作品推倒重来，足见他的良苦用心。
文革爆发后，留给方人定艺术生命的时间与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但他仍笔耕不辍。直到临终前两年，病重在院的他竟全凭记忆，写下了《国画三个问题——线条、皴法、色彩》一文，将革新国画的思想亮光，燃点到生命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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