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兆英相识已经20多个春秋，虽然不是时常见面，但他书法创作的每一个铿锵脚步都为我所关注。无论读其书，还是读其人，往往都能生出诸多感悟，颇为受益。
兆英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书，初学唐楷，进而习魏碑，以龙门二十品中的始平公、杨大眼以及郑文公、张猛龙为主，兼习石鼓文、张迁、衡方、礼器、石门等，后又临习于右任、谢无量、康有为的书法。这是他一直坚守于“无我”状态的十年，心中只有先贤，没有自己，每天要做的基本功课就是广泛涉猎，潜心临摹，可谓中规中矩，一丝不苟。
书法是一门崇尚个性、崇尚创造的艺术，张扬个性是每一个书家的不舍追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在提倡摆脱束缚，自由创造。枯燥的十年临摹，使他功力日进，同时也孕育了“破门而出”的冲动。1983年，他在淘书时，一本王铎《拟山园法帖》使他大喜过望，那雄健的笔力，飞动的神韵，特别是那曲折蜿蜒、参差错落且富有节奏与韵味的草书，让他一见如故，一直潜藏在骨子里的“豪气”终于喷薄而出，把他推向了由“无我”走向“自我”的新阶段——学书与性情的融合，开始了行草书的学习。这个时期，对二王的法帖、米芾、苏东坡、黄庭坚、怀素自叙帖等用工甚勤，逐步形成了豪放恣肆、节奏激越、气贯虹霓的艺术风格。
刘兆英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设疑问理，穷根究底。不论是潜心临摹的“无我”阶段，还是张扬个性的“自我”修炼，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书法理论的研习与探究。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唐孙过庭的《书谱》，字斟句酌，得意忘形，从根本上了解了汉字起源、演变与书法艺术的源流关系，逐步深化了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与把握，并以此引领着他的书法感悟与创作。他说，以自己朴素的审美眼光，在广泛汲取自然万物形态美的基础上，把它们提炼为文字符号，这是先人们的伟大创造；而通过人与自然的沟通，使自然美与精神美相互融合，以展现汉字与生俱来的、与图画近似的美的特质，则是中华文化对书法艺术的时代要求。
象形性是汉字的独有特点，正如许慎所说，“书者，如也”。对于“如”，清人段玉裁解释道：“如其事物之状。”许慎这一论断不但揭示了汉字的原生态蕴涵着丰富的自然美，而且一语道破了汉字与自然与书法艺术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正因为大自然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书法艺术才能有源头活水。刘兆英将道法自然看作由“自我”上升到“忘我”境界所必须遵循的“大道”，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为此，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寻找灵感成了他的生活常态。在他眼里，山川形胜，沧海横流，日月星辰，云雾虹霓，无不体现着自然之美，最早的古文字就是这些自然美的写意画。而书法艺术对它内中自然美的表现，就不能像古文字那样止步于或重或轻的具象美，而应在充分体味、尊重自然美的前提下，用书法表现大自然的抽象美，这既是书法美的高层次、高境界，也是书法艺术与先人们创造的古文字、赋予更多文化气息的抽象美与重在功用的具象美的重要分野。
书法艺术本源于大自然，其“道”也充满矛盾与辩证法。刘兆英认为，书法艺术本身也是书法家对于这个特殊领域各种矛盾与辩证法的理解与把握。他在书法创作中的笔墨变化、章法布局、收与放、疾与徐、疏与密、燥与润等等关系的处理，无不体现他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
告别“无我”，走出“自我”，最终进入“忘我”，刘兆英的书法得以脱胎换骨。他的作品苍莽、险峻，笔墨富于变化，既有林泉野趣又有殿宇庄严，力求物我相谐，以达天人合一之境界。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0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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