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窗杂谈》是生活在南浔的画家、诗人吴藕汀(1913-2005)写给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乡沈茹菘(1919-1989)的信,共五卷,通信时间在1973年到1988年之间。
一个在太湖之滨,一个在淮北阜阳,吴、沈二人鸿雁传书,谈诗论画。虽然《药窗杂谈》只是两人通信的选本,信中聊到的一些生活琐事可能没有辑录,但在1960至1976年间的中国,能有如此风雅的对话,依然彰显了其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
要理解藕翁谈画论艺,先要知道他的认识前提:“我以山水而论,服者惟米元章、董香光与黄宾虹三先生而已,其次只有文衡山。当然这几位先生也不能全部接受,因为时代也不同,环境也不同,画家要画自己的画,不能做真山真水与前人的奴隶。”以此为前提,藕翁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评价着当时画坛的名人与其技艺,其中包括徐悲鸿这样的大家。
“你说‘画现代人物,除非素描根底较好的不行’,我看也不尽然。倘使用西洋方法来画国画,总无法画得好的。徐悲鸿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可以说好。但是一张《愚公移山》真不算是国画。虽然我没有见过他的真迹,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的。拿国画来讲,他与齐公白石比,远矣。我说画了西洋画决不能再画中国画,好比有诗根底的人不能填词,有话剧根底的人不能演电影一样,粗看好像一样,是一条路上,其实极端相反。”
可以说,吴藕汀是一位坚持己见的旧式文人,在谈诗论词时,他固执地认为“北宋以下就不是词了”,而对于中国画,他也有着自己的执着。
“我为什么痛恨徐某人,因为他在西洋画中已有很大的名声和地位,为什么偏偏要来毒害中国画呢?……‘假中国画’比‘假洋鬼子’更讨厌。我不反对中国画渗入西洋颜色,以至任何色彩。何况中国画早已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绘画方法而熔于一炉的了。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贵在闯,不过不能闯得比前人差。倘然不及前人,宁愿不闯,不是只要与前人不同就算闯了。”在这封写于1978年5月的信中所提到的“徐某人”,应该就是徐悲鸿。
在同年8月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到:“徐悲鸿的画,只要不说他是中国画,我也是很佩服他。……我们学习中国画的人,总要爱护中国画,不受外来硬搬(消化是好的)的侵袭,这种硬搬死套,应该加以抵制,而且要口诛笔伐之,不论是谁的话,尤其是一般所谓‘权威人士’,对他更不能姑且,有什么了不起。”
藕公的话读来犀利,却也有助于人们理解近一个世纪中西艺术碰撞后,传统文人坚守的底线。
(王犁)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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