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畅言:
广东作协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治学之余亦勤于临池,写得一手雅逸好字,延续着民国学者书法的文脉。“如果把民国书法当作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当代书坛的很多问题。”在蒋述卓看来,专业化与职业化过于凸显、功利化色彩浓烈、评价机制偏颇是制约当代书法创作的瓶颈。他建议,书法要真正传承下去,必须回归文化本体。
收藏周刊记者 韩帮文
书法“今不如昔”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
收藏周刊:拿当代书法与民国书法相比较,很多人都有“今不如昔”的感觉。您也有这样的体会吗?
蒋述卓:“今不如昔”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与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民国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有读私塾的经历,家学渊源深厚,这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颇高的文化素养,从艺的文化底子好。尽管他们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或者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甚至还有游学西方的经历,但最终都没有丢弃传统。你看鲁迅先生的字,好得很,有他自己的面貌。郭沫若的字也很好。他曾给很多风景区题过字,人们可以挑剔他的诗词功夫,但很少批评他的字。再者,民国那时候的人就是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的,而我们则是使用钢笔、电脑,没有了这个社会基础。
收藏周刊:文化修养不同,也可能就直接导致对书法的认识出现了差异。
蒋述卓:那个时候的人写字,多是超功利的。写毛笔字太平常了,肯定不会想到获奖、卖多高的价钱,不少是友人之间的交往之物。孙中山的“博爱”、“天下为公”,就多是赠予朋友的。而我们当下文化修养不够,唯写字而写字,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创新,缺失了韵味与品格。所以,书法家写错字、题款不讲究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书法振兴需文化精英挑起责任
收藏周刊:在民国书坛,政要书法占了很大一块。而现在,“老干部体”则备受质疑。两者的巨大差异,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艺术现象?
蒋述卓:以前很多政要都能写得一手好字。而现在,我们不少领导多是工农出身,退休后才拿起毛笔写字,多是“附庸风雅”,两者的文化境界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随便题字,估计他们练字的积极性也会降下来。
收藏周刊:民国学者字亦备受市场推崇。再看当前学术领域,别说自然科学界擅书的学者不多,就连人文社科界写一手好字的人也算凤毛麟角。这对书法的传承有哪些不利?
蒋述卓: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时代的书法也独具文化与艺术魅力。而进入当代,书法同样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即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非常高,这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这种趋势其实对书法发展很不利,容易让书法家走入只追求形式与技术的泥潭。书法要想延续下去,必须以学养、国学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这需要文化精英挑起这个责任,高校、科研机构应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走上书法创作这条路了。
不少评奖唯书写技巧有失偏颇
收藏周刊:相比于民国书法,还有哪些因素制约了当代书法的发展?
蒋述卓:当前的书法评价机制崇尚技术至上,不少评奖或比赛侧重参与者的书写技巧。技巧当然也会重要,但唯技巧就有失偏颇了。书法回归文化本位,要有一个过程,但总要去走这条路。现在,我们可能很难恢复民国书法的盛况,但不能让她断脉。如果书法成为历史的绝响,那便是时代的悲哀。
高校设书法专业,为发展提供了保障
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蔡显良:
5月初,康有为三幅书法在西泠印社春拍“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中成了该专场最高价的前三名,再看其他民国时期的书法作品,例如孙中山、吴昌硕等也早已突破千万,甚至连汪精卫、冯玉祥等书法作品也获得了不错的成交额。对此,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蔡显良表示:“不少收藏者追捧民国书法有点盲目,呈现跟风的现象,例如唯社会地位、价格和名气大小等书法以外的因素为标准来收藏。”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收藏界对书法本体缺乏理性全面评价
收藏周刊:在民国众多书法家中,有没有哪一位是您比较推崇的?
蔡显良:沈尹默。他早年学碑,后转为学帖,而且坚定地走上帖学创作和研究的道路,一直对建国后的书法发展都有很大影响,他为振兴帖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碑派的理念,如将碑派强调笔笔中锋的笔法融入到帖学的创作中。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近年民国书法的受捧现象?
蔡显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书法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尤其是高校书法专业的设立,更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还是针对清代以前的,民国的书法确实比较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国书法的研究才越发兴起,到新世纪才进入研究的深入状态。所以民国书法收藏也是紧随着这些研究而兴起的。
收藏周刊:受捧的民国书法中,不但书法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一定影响的康有为、于右任等作品被追捧,连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书法作品成交也不菲,您怎么看?
蔡显良:这跟学术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文化市场的混乱和审美标准的缺失有密切关系,由于目前对民国书法的研究程度还不够深入,研究的学者还不多,成果有限,导致现在不少收藏者追捧民国书法有点盲目,不理性,呈现跟风的现象。例如唯社会地位,价格多少和名气大小等书法以外的因素为标准来收藏。汪精卫等作品受捧,完全表明这些藏家还是以社会名气和价格杠杆来衡量书法作品,甚至是坏的名声也被拿来说事,完全忽略艺术品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目前的艺术品收藏包括书法收藏,对艺术本体缺乏比较理性的、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年轻人只重技法忽视修养难成大家
收藏周刊:康有为等碑派代表对民国的书法影响比较大,而近年帖学却有了明显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蔡显良:无可否认,康有为的碑学研究在民国达到了一定的高峰,然而碑学走向衰退也几乎从他的那一高峰开始的。长期以来,帖学因为复制技术落后的原因,古代包括民国的很多帖,都是经过翻刻之后再进行印刷的,所以“书帖”长期以来被认为没了原作的艺术韵味。但二十一世纪随着摄影技术,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以及新的考古发现,人们可以轻易获得古代法帖的复制品、照片、高清晰印刷品等。可以尽可能接近原作地去学习古代书法。所以前些年帖学的高度繁荣,甚至一度出现“二王现象”,就是学王羲之、王献之的人特别多。
收藏周刊:这种同质化的现象对书法发展来说是好事吗?
蔡显良:一门艺术要发展,它必须要有大量的跟随者,才得以传承,如果极少人去学,就更难以谈发展了。虽然这么多人同时学“二王”也会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但是,当有这么一批人学习的时候,就会互相对比,互相竞争,从而推动书法的发展繁荣,所以我觉得这是当代书法艺术繁荣的表现之一。
但是,目前也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尤其是年轻人,只重技法,而忽略自身素养的提升,这样导致书法作品艺术内涵上比较缺失,这对书法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没有书法史论和传统文化这些修养的支撑,想要成为书法家甚至大家,是极其困难的。
本文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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