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人书法的美学原理
新文人书法的美学生成原理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在总体上是对文人书法、对中国书法美学原理的继承，即技进于道和发于内而形于外的人格迹化。1援技进于道。也就是以技为基，然后进于道，即是某种技艺达到一定的层次和境界，也就达到了艺术的境界。这是庄子“庖丁解牛”思想，也是中国艺术包括书法艺术的美学生成原理。此时道即艺、艺即道。而在诸艺发展，当其成为一种人生事业追求时，则又与人生志向的为学济世之“道”形成对立而又有关联的两个范畴，即所谓“志于道，游于艺”者。“道”与“艺”成为自汉以降艺术发展的重要取舍价值命题，唐宋“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思想理念为其集中体现。
2援人格迹化。中国士大夫文人尊崇的儒家讲“内圣外王”，讲发于内而形于外，这就形成了中国艺术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的人格迹化艺术形成原理，也就是在重视书家人格和学问修养的格物致知，主体的高尚人格风采的自然流露。这种人格迹化的前提自然是书家承继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及道德修养的全面修为，也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艺的文人艺术美学原理的根本依据。人格迹化决定了书法艺术审美的独特性，这种对人格修为的强调决定了书法艺术必然以文人书法为主流精华。
二、新文人书法审美标准
笔墨精绝与不计工拙。王僧虔曾云：“张芝、韦诞、钟会、索靖、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笔力惊绝耳。”由道家技进于道的艺术形成原理自然要以过硬的笔墨功夫为首要审美标准。而对书家人格与学养的强调于宋代则形成了欧阳修“以书为乐”和苏轼及黄庭坚强调意和书家修养的自然流露，所谓“信手点划”“无意于佳乃佳”“不计工拙”。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基础之上的更高境界，不刻意做作即自然表意境界的追求。二者似有不同，实为相关联的两个层次。
1援知人论书，以人品论书品。知人论书是孟子“知人论世”思想在书法品评的延用。这一思想最早反映在赵壹《非草书》中，云：“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论书家也是先谈人再论书。这种知人论书思想到宋代发展到极致，以欧阳修、苏轼推崇人品、书品俱佳的颜真卿最为典型。郭若虚论画云：“人品既已高矣，画品不得不高”，也是其时代文艺品评风尚的反映。
2援神、妙、能、逸品。古代以书品论书，开始参照魏晋官选中正九品制分等论品，至唐李嗣真则在“上、中、下品”之上，以钟、张、羲、献，列“超然逸品”。张怀瓘《书断》将“上、中、下”三品改“称、神、妙、能”，使三品的具体内涵、艺术特征及创作技能特征有了相对明确的所指。唐后期朱景玄著《唐朝名画录》综合李嗣真和张怀瓘的品评论，以“神、妙、能”代替“上、中、下”，而将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其称“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李嗣真的“超然逸品”指的是创作技能的最高和超出寻常之意；而朱景玄所论逸品则是不拘常格、纵情恣意、随手而作、不期然而然的自由创作状态，有似苏轼所谓的“信手点划”“无意于佳乃佳”的娴雅超逸状态。宋黄休复著《益
州名画录》将逸品从朱景玄的四品之末移到了最前，成为“逸、神、妙、能”，反映了宋代书画品评风尚对文人书画超逸品格的推崇。
3援士气、书卷气。苏轼论书讲“神、气、骨、血、肉”，认为“缺一不成书也”，又讲“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推崇“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与俗、俗气所对乃雅，乃文气、士气。刘熙载明确讲“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而东坡的“读书万卷”和黄庭坚的“胸中有数万卷书”则衍化为书卷气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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