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中国书法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悠久的艺术史长河中，书法被蒙上了种种成见，其精神实质在某种程度上也被遮蔽了，如果不以穿透性的眼光去审视它，就难有新见。具体来说，比如《龙门二十品》，它是碑学中的精品，当我们今天对其进行审美和形式分析的时候，往往是把它放在当下的审美环境中，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进行判别，而不是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来考量。在经过刻工的匠心创作，经过时间流变中的日晒雨淋和后人不断捶拓的改变毁损之后，我们看到的《龙门二十品》已远远不是当初作者书写的《龙门二十品》。
我也曾斗胆说过，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不狂。狂草是人的情绪达到极端亢奋时的情感宣泄，它的生成带有瞬间性，容不得太多的理性思考。但我们若仔细分析张旭、怀素的《古诗四帖》《自叙帖》《千字文》就会发现，它们书写的内容篇幅很长，但在技术上却没有任何失误，这种完美让我产生疑问。完成如此长篇大论而笔法又如此圆熟，只能说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冷静的、理性的，是非常注重技术色彩的，这样创作的草书怎么能称得上狂草呢？怀素曾闭门谢客30年，留下“蕉叶伴笔冢”的佳话，他的《自叙帖》曾写过几百遍，传世的只是最好的一稿。由此我主观地断定，其他那几百幅在面貌上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一种技术的锤炼与重复，所以，我把张旭、怀素的狂草定名为“理性狂草”，但徐渭的狂草却是“感性狂草”。这样的“感性狂草”只顾个人瞬间情感、情绪的宣泄，不计工拙，其草法表达甚至多有潦草的成分，有很多败笔，但数量不多，少有重复。
如果按照正统的审美观念和品评标准，徐渭的狂草似乎不会被流传到今天。可为什么会留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经典作品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徐文长这个人在书法以外的成就也很高，他的书法是作为名人手迹保存下来的。中国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史一直带有鲜明的官本位特征，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达官贵人的书法艺术史。从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直至康有为、于右任，都是显赫一时的士大夫文人。清代以前，论书者一直以视“二王”为宗的帖学为正脉，因为它体现的是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品评的标准也是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而碑学，包括写经、汉简、石刻等民间书法传统，直至清代，在邓石如、康有为等人倡导下，才被提升到和帖学同等的地位，至此碑学和民间书风才受到重视。实际上，历代的大师无一不是从民间书风中汲取营养的，书法史却并没有给民间书法家应有的地位，因为他们身份卑微。流传下来的只是科举入仕、青史留名的士大夫文人的作品，这是旧时代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1号字画网书法专题：http://www.1zihua.com/gallery-13-grid.html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