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在人生垂暮之年定居上海，使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领军人物。吴昌硕是何年定居上海的？历来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宣统三年(1911年)夏定居上海；也有人认为，从1912年到1913年，吴昌硕都在上海。然而，吴昌硕从1912年至1913年在上海与“定居上海”是两个概念，因为清末民初，吴昌硕时常往返于苏州、上海。
“辛亥秋”或“甲寅秋”？
吴昌硕1911年定居上海说的主要依据是吴昌硕于1921年12月所撰的《白龙山人传》开头所言：“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与接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但吴昌硕于1925年5月所作的《白龙山人小传》中又说：“余与甲寅秋国变后，移家海上，始晤山人，意一经商巨擘耳。久久过从，乃知山人有了解智慧、毅力公益。”
辛亥为1911年，甲寅为1914年，相差三年。而在1913年初春时节，在王一亭的帮助及操办下，吴昌硕已举家迁至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据此，有些研究者根据《白龙山人传》及《白龙山人小传》，认为“甲寅”应是“辛亥”的笔误。吴昌硕在《白龙山人传》中很明确地讲“余于辛亥秋，橐笔至”。而在《白龙山人小传》中则说“余于甲寅秋国变后，移家海上”。“橐”乃一种口袋，“橐笔至沪”是带着毛笔来沪，而非移家定居。亦有研究者认为“甲寅秋国变后”应是辛亥秋国变即辛亥革命，1914年已是民国四年。基于这些原因，吴昌硕于1911年定居上海成为相对集中之说。
据笔者所查，吴昌硕的确是在1911年秋从苏州来到上海，但究竟是“橐笔至沪”还是“移家海上”呢？笔者翻阅《吴昌硕尺牍集》时，见到吴昌硕在1911年上海光复后不久写给好友沈石友的一封信中，颇为详细地谈了他这个时段的经历：“弟于初七日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内子赴安吉），风声疊疊，又同至沪上，始住后马路谦泰栈，因该栈有人满之患，再移居爱而近路……苏抚已改都督，城内尚安，上海都督陈，吴淞都督朱，闻三督不甚通气，而苦于无正，养兵金陵，闭城痛击，民军似不得势，安庆亦坚守云云。大约一切有名人多逸于海上，以商界可靠耳。弟处实在界外，以房价可略便宜而已。”
这封信是吴昌硕1911年秋来上海的直接文字见证。吴昌硕信中所说的“初七日”，应为农历十月初七，阳历12月上旬，而上海光复为11月3日，农历九月十三。“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中，迈儿即吴昌硕之子吴东迈，当时吴昌硕托友人为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差事，吴昌硕是陪儿子来上海的，“内子”即吴昌硕的夫人施酒则从苏州去了老家浙江安吉。因当时吴淞一带光复后尚未稳定，“风声疊疊”，故吴昌硕携儿到市中的“沪上”。
通过以上解读，可知吴昌硕于1911年辛亥秋是和儿子吴东迈同行来沪，乃是“橐笔至沪”，而非“移家海上”。而且从吴昌硕初到上海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来讲，他也不具备“移家海上”的现实可能性。
“橐笔至沪”非“移家海上”
吴昌硕“移家海上”究竟在哪一年？据笔者发现，有关吴昌硕“移家海上”的查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中介点，即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吴昌硕在辛亥秋之前曾多次来沪上，并在吴淞租屋客居，而安庆路正是吴昌硕从吴淞到最后入住北山西路吉庆里的一个重要的中介驿站。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在新婚后不久，即随好友金杰到上海游览，并与海派书画早期名家高邕、胡公寿相识结谊。其后于1873年、1876年均来过上海。此时，海上艺苑已初现勃兴的势头，第一代海派书画家张熊、任熊、赵之谦、任薰、胡公寿、虚谷、任伯年、蒲华、高邕、钱慧安等已成气候，这使吴昌硕颇为向往。但他很清楚自己当时还很难跻身于这个群体，于是他于1882年举家定居于苏州城西寒山寺的西畮巷四间楼。
自此，吴昌硕在苏州与上海间开始了他艺术上的开拓期。1883年，吴昌硕因赴天津大沽口来上海候轮，经高邕介绍，拜望了慕名已久的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时任44岁，吴40岁，这是两位大师级人物的第一次晤面。正是这次在任伯年画室“颐颐草堂”的相晤，使吴昌硕产生了“移家海上”的想法。1886年吴昌硕来到了上海，并在自己的借住之处题斋名为“去住且随缘室”。不久，他又回到苏州。
1887年秋，吴昌硕来到上海，和任伯年、高邕、蒲华、虎谷等切磋艺事。这一年初冬，吴昌硕正式携全家迁往上海。初到上海时，曾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时常到浦东作画办事。海上鬻艺生涯并不理想，作品乏人问津，出于经济考虑，只得又将家迁回苏州。吴昌硕此后又多次两地往返。
1911年12月，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差事。考虑几十年来在上海从艺交友所集聚的人脉及影响，吴昌硕又有了“移家海上”的愿望。这一次，他先带着谋差的儿子“橐笔至沪”，投石问路。从1887年冬日“移家海上”，到1911年“橐笔至沪”，整整24个春秋，吴昌硕入住上海的步履那么艰难而曲折。
从“去住且随缘室”到“去驻随缘室”
“去住且随缘室”是吴昌硕于1886年夏客居上海所题的斋匾，“且随缘”即能住则住，不行就回，一切随缘。1911年12月初，吴昌硕再次“橐笔至沪”时，他又题匾为“去驻随缘室”。当时，吴昌硕借住的爱而近路与海上题金石书画会所在地交通路都属闸北，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从艺及经济上的重要原因。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书画家艺术团体，在清末民初的海内外艺苑颇具影响力。书画会不仅是海派书画家交流创作、品评鉴赏、探讨世事之地，也是书画家们作品的推介销售处。尽管书画会的会长是书法家汪洵，但实际运作者却是王一亭。王是书画家，亦是上海督军府的交通部长(后改任农工商务部长)。他在上海工商金融实业界及书画艺术界有广泛的人脉。王一亭对吴昌硕书画印诗“四绝”的造诣及独特高迈的金石气息颇为服膺敬重。于是，日后被尊为“海上双璧”的吴昌硕与王一亭在海上题襟馆书画会正式订交。
吴昌硕与王一亭的深交始于1912年，即民国元年，新生的共和政权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期，王一亭能腾出精力从事其深爱的书画创作。也就在这一年，吴昌硕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并自镌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当时的海上画坛也正在嬗变期，任薰、任伯年、虚谷、胡公寿、蒲华、钱慧安等一批大师级画家已先后谢世。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清廷的高级官吏、名流鸿儒因封建王朝的倾覆而来到上海，如陈宝琛、陈三立、朱祖谋、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他们在上海加盟了海派书画家的队伍。
王一亭通过与吴昌硕的接触，认识到他雄浑豪放、劲健老辣的笔墨，气势酣畅、格古韵新的艺风，苍迈郁勃、莽然强悍的金石气息及工于诗文、学养深厚的书卷气，为此，王一亭力邀69岁高龄的吴昌硕“移家海上”，并开始在艺界、商界大力推介吴昌硕。唯其如此，吴昌硕才在《白龙山人传》中说王一亭“为人豪迈，相与接谈，著和风之拂几席者”。吴昌硕当时在上海还仅是一名布衣书画家，而王一亭却已是海派画坛的大腕，但他礼贤下士，对吴昌硕敬重有加。据吴昌硕先生的孙子吴长邺先生讲：“吴昌硕来上海时，刚开始画卖得并不好，是王一亭悄悄吃下(买下)一批，以安老人之心。”
在王一亭的辅佐下，吴昌硕迅速在上海艺坛崛起。1912年3月，由叶楚伦、柳亚子、李叔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研究文学美术”为宗旨的文美会，在该会雅集中，吴昌硕应邀出席。1912年5月27日，上海《时报》刊：“题襟馆书画金石会在张园助赈志”：“昨日星期天放晴，张园会场游人颇众，题襟馆所陈列名人书画如吴昌硕、何诗孙、倪墨耕、黄山寿、赵子云、沈墨仙诸君均聚精会神之作。”可见吴昌硕自1911年12月初来上海，至1912年5月，在半年的时间中已成为海派书画的重量级人物。而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1912年6月25日刊出了《金石书画共览会广告》：“战事初平，古物流出，多莘汇沪上，加以海内收藏大家，赏鉴巨子均以避地同处一隅，际此首夏清和，正宜雅集参观，墨缘同结。”此时吴昌硕已与海上书画名流李平叔、李瑞清、宣古愚、庞莱臣、陆廉夫等人一起列入发起人名列。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上海已经奠定了社会地位。吴昌硕日渐走红沪上，离不开王一亭的推崇与支持。吴昌硕日后以深情的笔调诗赠王一亭：“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
笔者曾向吴长邺先生问及其祖父何时搬家至上海，吴长邺说：“据我父亲讲，吴家全家搬来上海，是民国初年(1912年)的5月间。当时祖父在上海已开始出名，画也卖得可以了。因此，也就将全家从苏州接到了上海，初到上海时，就住在吴淞。”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在1912年1月初即到吴淞货捐分局上班，吴昌硕亦于3月从安庆路迁回吴淞。吴前几次客居上海，大多租居吴淞。根据相关史料及与吴长邺先生的对话，可以确认吴昌硕先生是于1912年5月间最终完成了其多年的夙愿而“移家海上”。
定居上海后，吴昌硕凭借其人艺俱老、人脉甚广的条件，终于等到了“酒滴珍珠论贾值”之日。1913年初春，吴昌硕举家从上海吴淞乔迁到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处新建的三上三下的新石库门里弄房。据吴长邺先生说：“这些房子是由王一亭媳妇娘家人所造，大房东姓钱。房子刚造好，我祖父就住进去了。那年他老人家刚好70岁。”在这一年农历八月初一他生日那天，老人自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为：“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余行年正七十，刻此纪念。”“人生七十古来稀。”吴昌硕却在此时将海派书画引领进了鼎盛期，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海派艺术的历史地位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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