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菊清供  镜心 1914年作

    仙木桃实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914年作 (459.2万元,2009年西泠秋拍)

《仙木桃实图》笔墨劲爽老辣，设色浓艶沉着，吴昌硕敢于用色，反俗为雅，乃大师手段。更为突出的是这幅作品在构图上的疏密呼应，桃树主干从画幅左侧呈斜势擎天而上，上幅密枝繁叶，下幅一枝垂实，与主干构成三角的视觉界面，密与疏的交织让人一目了然，那是硕果压枝，鸿寿满树。

 杏花红映绿芭蕉  立轴 设色纸本 1915年作

    此幅《杏花红映绿芭蕉》为四尺中堂，通篇以篆籀笔法入画，浓淡交合之笔挥写芭蕉，苍莽雄浑，浓重之赭墨色写杏花数株，老枝交错，互为呼应，槎枒多姿、气势如虹，逸笔草草如疾风骤雨，更以浓艳之色点染花朵，最为豁心耀目。大块墨色的芭蕉叶片和纵横交错的杏花枝干构成画面线条和块面的有机组合，斜倚交错的枝干组成如铁网珊瑚般的密网，大块面的芭蕉叶片墨色浓淡相宜，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画家用杏花枝干纵横斜倚交插自然分割形成几个不等边三角形的空白，调节了画面的疏密，高空缀石般的用笔点出丛丛杏花，绯红粉白翠绿蔚为奇观，色彩清新明快，艳而不俗，自成面目。整个画面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组合，如同一首有韵律的交响乐。全局开合纵横，朴茂浑厚之气纵横流淌，扑人眉宇，难以名状。左上角落款书法险仄奇崛，堪称三绝。潘天寿曾论吴昌硕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用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也完全异样。”“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相互穿插交互，繁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观之此画正可以得到印证。

吴昌硕的画作成熟较晚，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真正走向盛期。此幅《杏花红映绿芭蕉》作于乙卯（1915年），正值先生画艺纯熟、精力弥满之时，与其更晚期的作品相较更多一些润泽之姿，用色也相对清淡一些，但画面中体现的生机和魄力使此画充满了生命张力。

    杏花春雨江南  立轴 设色纸本 1920年作

    此作为缶翁七十七岁所作，是时正是他创作的巅峰期，诗、书、画、印俱臻化境，即处于“放开笔机，气势弥盛，横涂竖抹，鬼神亦莫之测”的艺术创作阶段。《杏花春雨》，笔力老辣，力透纸背，花朵纵横恣肆，气势雄强，穿插揖让从容大方、汪洋恣肆，苍茫古厚之气盎然。布局新颖，构图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取“女”字的格局，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喜用赵之谦那种浓丽对比的颜色，画面色泽强烈鲜艳。气势之贯通使他的画面的用笔、布局、题款等浑然一体。

  富贵牡丹  立轴 设色纸本 1919年作（403.2万元，2010年12月北京保利）

吴昌硕的写意牡丹，一是重气尚势，以浑厚豪放为宗，二是“直从书法演画法”，以书入画，以印入画，以金石气入画，如写如拓，高古凝重。比之于白阳，更显磅礴；比之于徐渭，更厚重苍茫；比之于八大山人，显得烂漫；比之于复堂，更沉雄；比之于赵之谦，更老辣。画面右侧，巨石之上，几株牡丹绽放盛开。花朵艳丽，红黄相间，光彩夺目，硕大的花朵在枝壮叶茂的映衬下显得风姿绰约，左侧矗立几枝含苞待放的牡丹，与之形成视觉上的鲜明对比。此幅牡丹以单纯朴厚的笔法，大写意出花卉与奇石；复色运用酣畅自如，丰富的灰色层次使画面的张力得以增强，苍茫浑厚之气蓬勃而出。

  无量寿佛  立轴 设色绢本 1915年作

    题款中有这样一句“乙卯长夏于海上旧家见华之寺僧画佛像，约略拟其意”，吴昌硕是在看到寺僧所画的佛像后，拟其意所画此佛像。浏览台湾李霖灿所著的《中国美术史稿》时，书中亦有一张吴昌硕五十四岁时所作的《罗汉坐像》（极似达摩，却盘坐在一块盘石上），画上题到：“无花可拈，无壁可面，一蒲团外未之见”（内容也与红衣佛中所题的相关）。该题款的意思是：既不是迦叶的拈花微笑，也不是达摩的面壁，只安坐盘石作讲道之心持而已。无蒲团境，方是干净也。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看懂此画，一红衣佛为何坐于盘石上，又是何意？而配以白梅，重山，足见此地远离城市喧嚣。设色干净大方，墨色、红色、白色、蓝色对比鲜明。类似的绢本设色佛像画在吴昌硕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且用笔与寻常所见的较为细腻，可谓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红衣罗汉  立轴 设色纸本 1915年作

    吴昌硕先以书法，篆刻名世，及后又以花鸟画扬名立派，影响一代艺坛。为了力避清代萎媚陈腐的守旧画风，曾长期致力于金石碑刻的研究。同时，亦不拘束于师承，大胆根据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成极具真情实感的创作风格。相对而言，吴昌硕的山水、人物比花鸟画少、此帧《红衣罗汉》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全图以大写意没骨法成之，两笔长眉以书法用笔勾出，并以焦墨点晴，醒神夺目，使之与红袍山石形成对比。在提练形象上，大胆舍弃细节描写，抓住对罗汉的本质特征，达到形神兼备，平中寓奇的效果。

    布袋和尚像  纸本设色 1920年作 南京博物馆藏

    吴昌硕与任颐交从甚厚，任颐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其中以《酸寒尉像》最能体现吴昌硕的精神面貌。吴昌硕专门有诗称赞此画：山阴子任子，腕力鼎可举。楮墨传意态，笔下有千古。可见他对任颐的推崇。吴昌硕的人物画也从任颐的人物画中借鉴了很多传神写照的因素。布袋和尚的形象诙谐可爱，为历代人物画家所喜好。吴昌硕此幅《布袋和尚像》也十分传神地将布袋和尚的特征表露无遗。

【吴昌硕视频赏析】

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并博采徐渭、八大、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认为“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1]  吴昌硕自言：“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

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对角斜势。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浓艳。

吴昌硕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笔墨形式。

他酷爱梅花，以写大篆和草书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又喜作兰花，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

晚年较多画牡丹，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

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推崇周闲果蔬风格，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对于近世花鸟画影响深远。

定居上海后，多与王一亭合作，王一亭绘画，吴昌硕写题，‘王画吴题“风行一时，有”海上双壁”之誉。

绘画作品：　《天竹花卉》、《紫藤图》、《墨荷图》[5]  、《五月枇杷图》、《杏花图》、《花卉十二屏风》、《梅花》、《花卉四屏》、《牡丹》、《兰石图》、《松石图》、《花卉》2幅、《紫藤图》、《杂画册（之—、二）》、《依样》、《天香露图》、《杞菊延年》、《泥盆菊草图》、《牡丹图》、《牡丹水仙图》 、《大富贵》、《佛像图》、《富贵神仙图》、《红梅图》2幅、《蔷薇芦桔图》、《秋艳图》、《三千年结实》、《人物》、 《三千年结实之桃》、《神仙福寿》、《石梅》、《石竹图》、《松梅图》、《岁寒交图》、《桃实图》、《瓜果》、《灯下观书》、《姑苏丝画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