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长篇难以练出好书法

发布日期:2015-05-05

书法艺术并不是以字数的多少或者作品形制的大小论英雄。但是,常见一些书法朋友抄写鸿篇巨制,或为《资治通鉴》、或为《金刚经》等等,这些数十万言甚至长达百万言的书法作品,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这样能写出好作品吗?或者说这样能练出好书法吗?

  蔡邕大概是中国书法史上书写鸿篇的第一人。他用了9年时间,校勘了儒学的7部经典,并用隶书小字书写出来,共200911个字,镌刻了46块石碑,每块碑都是四尺宽、一丈多高。当这个鸿篇巨制树立在鸿都门外时,立刻引起轰动,前来观看和摹拓的人络绎不绝,交通严重堵塞。这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可是它的书法字体方正,中规中矩,全失自然意味,沦为汉代隶书的末流,成为汉隶书体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象征。可以说,这是书写长篇的第一个败笔之作。

  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创作出一幅好作品是需要“五合交臻”的主客观条件的:即神怠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这样书写时才会神融笔畅(孙过庭《书谱》)。而书写万言长篇时,每天都要执笔不停地书写,精力上已是“心遽体留”,心里挂记着冗长的书写任务,头脑里时刻想着的是不能出现书写错误。书写的快意,已经变成“意违势屈”的苦差,必然是“情怠手阑”。在这情况下,怎能顾及笔法、章法、神采、气韵呢?

  不仅书写长篇难有佳作,而且书写者若是以书写长篇来练习书法功力、提高艺术水平的话,还可能适得其反。看看在书法界曾被人追捧的那些“敦煌经卷”、“唐人写经”吧。书写者基本上都是北魏和唐代民间的写手——经生(在刻版印书盛行以前,书籍多依赖抄缮得以流传,而经生就是专门为人抄缮佛经,以此谋生的人)。他们书法较好,写得非常熟练,通篇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其实,这些写经作品不过是抄书而已。

  在“敦煌经卷”中,有一幅小楷作品,书写时每个字最后一笔全为重按浓墨。这本来是经生书写时的不良习气,可是当今书法界有的信奉者,刻意描摹,亦步亦趋,连这个坏习惯也都不加选择地继承下来了。

  书写长篇,弊大于利。对此,古人早就心怀忌憺。唐代书法家王绍宗少年时,家贫,只好寄居在寺庙里,而且一住就是30年。他靠给人抄写佛经谋生,但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要挣够了当月的生活费就停止抄经,哪怕别人出再高的价他也不写。为什么呢?王绍宗曾在一封信中说,那些书法未成名的鄙俗之人,都是因为平常抄写过多而养成了很难改变的不良习惯。他说:书法应当“精心、率意、虚神、静思”才是。后来,他的书法果然非同一般,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他“草书则攻乎异端,度越绳墨;其正行与章草,则体象尤异,沉邃坚密。”

  王绍宗可谓一语中的。抄写长篇经卷,动辄百千万言,写得太多,自然会太流太熟。而太流太熟,赶工抄写,书写者手笔虽然迅速,但思想却是停滞的。这样一来,因“熟”成俗,便可能成了没有思想的流俗之书。尤其是楷书特别是小楷书法家,如果经常书写那些长篇,虽然看上去写出来的字,个个都很精致,但是,很容易变得千字一面、万字雷同、如排算子。正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批评“管阁体”那样:“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也。”请别忘记,书法应当是一种充满个性的艺术创造。

  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