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书画名家赏析:董其昌

发布日期:2015-07-23

董其昌汉族,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10月27日)。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与睢州(今睢县)袁可立同科,后来两人成为挚友。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

才溢文敏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书法道路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作者:北宋 范宽)、《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其“四源堂”中四幅名画多为河南袁枢(袁可立子)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民抄董宦

迄今令董其昌饱受非议的恶评多来源于两个来自当时民间的写本《民抄董宦事实》和《黑白传》,这两个坊间写本对董其昌的生平留下了太多的微词。怎奈在晚明一代书画大家身上竟有如此不和谐之音,然明末政界言官寻衅、党派相攻无所不用其极,这在历史上是尽人皆知的,若传本之甚完全属实,董其昌又似乎难于立足于斯世之宦界。史实究竟如何,年代久远,有待史家考索。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联袂登门拜访。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甚至当时的坊间传闻其“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成为松江地区的首富。”

董其昌年轻时家境不富裕,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远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

董其昌拥有多房妻妾。按照传本《黑白传》的说法,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六十岁出头的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绿英,他的二个儿子董祖常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随后便有人编出故事来,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范昶并不承认,还跑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不久范昶又恰巧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家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官府受理了诉状也非常重视,但因为案件复杂,一时拖延不决。

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对董其昌的宅地进行了洗劫。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并以榜文鼓动道:“……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显然,这份榜揭的夸大成分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到十六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著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民抄董宦事实》)可怜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民抄董宦事实》),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

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当时的官员将此事向朝廷作了汇报:“ 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民抄董宦事实》)。苏常镇三府会审的最终结果是:“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忿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明 无名氏《民抄董宦事实》)

当时主政地方的最高级官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王(省部级)的查处结果也是很中肯的:“今本院巡历兹土,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颇得其概。大都修隙本宦者,果有其人。而开风切齿者,遂拥至千万。虽云奇祸,实出无知,姑与维新,免其查究,合行晓谕。”(《民抄董宦事实》)

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地痞流氓定罪。“急欲鸣冤”的董其昌也主张“宽求于民”(明 无名氏《民抄董宦事实》),但他仍然认定背后有士人唆使,怂恿当地秀才们造谣中伤,丑化自己的名声,并鼓动、组织无知小民抄抢自家宅府。于是围绕是“民抄”还是“士抄”的争论悬而未决,又拖了大半年时间。最后的审定结果是在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下作出的。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而董其昌的家人陈明尽管被乱民“先烧陈明房屋”,官府仍然对其“随行拘责监候”。而今人却往往抓住官府对董其昌“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的处理结果不放,一味无端又没有根据地认为是官府庇护了董家,以至于非要刻意将董其昌作为一个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来树立而后快。

就这一事件,古今皆有人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当然也有人怀疑“民抄董宦”的真实性,说董其昌是为名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则说,事情的起因缘于董其昌为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是这些势家鼓动的乱民所为。

再者,回复到当时的社会阶层来定位,董其昌已经属于社会上层阶级,是属于得到皇帝保护的“刑不上大夫”的阶层。因此,展昭当时社会特殊性质,董其昌的地位和荣誉理所当然能换来一些社会特权,比如妻妾田宅奴仆的数量、范围要比平民多,不用缴一些农民要缴的税。这样的特权情况在中国已经上演了两千余年,而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真理”,在当时也是合法的,这些老百姓也都是知道的,但为何偏偏就独不容董其昌,甚至非要牵强到说他“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的地步呢?难道董其昌真的是为人很差,或者是超出了老百姓所知道的所忍受的“特权”的界限?再者,回复到当时的社会阶层来定位,董其昌已经属于社会上层阶级,是属于得到皇帝保护的“刑不上大夫”的阶层。因此,展昭当时社会特殊性质,董其昌的地位和荣誉理所当然能换来一些社会特权,比如妻妾田宅奴仆的数量、范围要比平民多,不用缴一些农民要缴的税。这样的特权情况在中国已经上演了两千余年,而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真理”,在当时也是合法的,这些老百姓也都是知道的,但为何偏偏就独不容董其昌,甚至非要牵强到说他“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的地步呢?难道董其昌真的是为人很差,或者是超出了老百姓所知道的所忍受的“特权”的界限?

答案是否定的。清朝初年那些修撰《明史》的学者一眼就看出了猫腻,“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明史》)这里就说明了董其昌是为另一个特权家族所怨恨,这个特权家族就唆使一些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到董其昌的门前煽动鼓噪,借事寻衅,最后特权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动的老百姓就伙同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或许有人会怀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为董其昌的名气太大,所以尽量为董其昌说好话。我们看修《明史》的经过就知道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而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处时代不过几十年,耆老见证者倘在,取证核实起来或许并不难。而修《明史》的两大贡献人万斯同和王鸿绪,又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黄宗羲的衣钵,注重历史事实。而康熙、乾隆时期政治氛围特别紧张,文字狱搞的特别残酷,动辄就会有人因为文字狱事件而被满门抄斩,这时候的专家们没有必要为一个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极端,犯政治上的错误。况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也是满清统治者所打击的对象,他关于“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的言论令历代清帝大为光火,他为同年袁可立所亲笔撰文书写数万字的《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因为有多处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而遭到禁毁。因为袁可立、毛文龙等人因为长于明末建州兵事而成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回避的对象。种种迹象表明,清朝为董其昌粉饰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改朝换代后官修《明史》对董其昌的评价是忠于史实的,或者关于“民抄董宦事实”的记载至少比今人的了解更有条件接近于史实。

董其昌所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曾经做过南京礼部尚书,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顶峰。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在陪都南京做礼部尚书和在北京做礼部尚书是不一样的。可以理解成只是解决了级别上问题,是个“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影子内阁”成员。由此来看董其昌也算不上什么特大的实权派高官,单凭这一点来证明董其昌权势熏天,根本站不住脚。他的这点浮职虚位的权力远远无法达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贤那样能鱼肉官吏百姓的能力,今天客观来看,揭帖所说董其昌“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是言过其实的。

艺术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 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 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 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 ,清隽雅逸,他在天启二年六十七岁时临摹北宋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 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 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艺术影响

明末著名画家、书法家、艺术理论家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清代许多书画学派所赏识和效仿 。

虽然董其昌 "南北宗论"对山水画进行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他以禅喻画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南北宗论"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个人作品:

秋兴八景图册

林和靖诗意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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